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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国际司法的战略 本文 国际司法制度作为当今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泛指在国际关系中通过司法机制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纠纷与争端的一整套组织与程序。关注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运用和应对国际司法问题,理性地看待国际司法,正确运用国际司法手段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于国际司法制度和整个国际法治和国际组织的观念和定位在传统上总体表现是排斥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伤害和文化相斥两个方面,因而形成了一种参与困阻。 一、受伤和屈辱的历史记忆 中国与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发生接触是从近代民族遭受屈辱的伤害开始的。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之时正值晚清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虽然也有心向西方学习,试图借以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但国际法总是成为西方国家欺侮和掠夺中国的工具,从历史事实来看,在依靠国际法为国家争取应有的地位和利益方面,中国曾有过痛苦的历史记忆。(一)巴黎和会)))战胜国的屈辱巴黎和会是中国第一次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法治。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客观审视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其所确立起来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不乏进步之处,但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在整个巴黎和会、5凡尔赛和约6签订以及国际联盟建立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宰割、被欺压、被支配的地位。中国是新的世界体系的后来者,虽然参与了这一体系和制度的建立,但却未能享受到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和5凡尔赛和约6谈判,但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甚至连基本权益也未能得到保障。5凡尔赛和约6将中国理应收回被战败国德国所占据的一切领土和权益交给了日本。中国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但这一结果使得中国人民对当时政府的外交上软弱无能、西方大国的恃强凌弱、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不公正感到痛心疾首,深深印刻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从而隐埋下了对国际法治不信任的种子。 (二)中日争端)))无助的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考虑在国力上不堪一战,一旦开战于我不利,又决不能屈辱求和,最终决定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作为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除了设立常设国际法院负责履行司法职责之外,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司法功能(以后的联合国也是)。中国对通过国联解决中日争端寄予厚望。但国联对于中国提出的申诉虽也采取了警告、决议等措施甚至派出了著名的李顿调查团进行调查并形成了5报告书6。但这些空洞无力的声明并不能阻止日本变本加厉的国际非法行为。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失败成为其最终走向破产的转折点。对于李顿调查团和国际联盟调处中日争端的历史评价,国内学界向来持否定观点,认为其歪曲事实,牺牲中国主权。虽然近年有学者提出应当比较客观地对此作出评价,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国联调处失败并在国际非法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使得中国人民对国际法治和国际制度感到极度失望和不足依靠,加深了整个民族心理中的不信任感。 (三)东京审判)))不彻底的清算由于谋求国际公道的失败,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强敌奋起抵抗,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战后,一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性质和目的相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建立起来。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国际法庭伸张正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法庭经过历时两年半的审判,25名战犯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受到惩处。东京审判很大程度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远东盟军统帅部支配和控制,远不如纽伦堡审判彻底。由于美国的影响,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追究和审判,许多本应受到审判和制裁的战争罪犯也最终逃脱了惩罚,而宣誓释放制度又实际废除了法庭的判决。作为受到日本侵略荼毒最深的战胜国的中国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未能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受到歧视。因此中国人民一方面感到大快人心,扬眉吐气,但另一方面又对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感到愤愤不平,大有民族屈辱没有洗尽之感。上述表明,在历史上中国作为现代国际法的后来接受者,也曾希望能借此参与国际司法制度、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争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在国家遭遇危机和争端时也期望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司法能够发挥作用,主持公道,伸之援手;但其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希望破灭,一次次的蒙受屈辱,在整个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难以弥合的伤口,因而对国际制度和国际司法产生不信任和疑虑实属正常。这也成为日后制约我国参与国际司法的国家决策的诸多因素之一。 二、文化的困惑和阻隔 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对国际司法及相关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态度更多的是停留在民族记忆的感性层面,那么,从理性上分析,中国对于国际司法乃至于整个国际法治及国际制度的现实定位,更主要的在于文化上的阻隔和困惑。 (一)意识形态困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原因及其深层影响,中国在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