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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贫富分化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