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解析》教案模板.pptVIP

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美国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 2016年该数字降至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 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到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中美减少贸易逆差的正常途径和客观限制： 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也有中国零件。 以电子产品为例，全球有900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厂商有358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10家芯片工厂，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 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活动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组装环节日益紧密联系，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 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比46%。2016年的数字表明，高达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美方贸易统计方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把3752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师出有名”，从事实来看，问题很大。 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而且数额相距较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 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据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称，中美贸易真正差距应为2200亿美元。 最后，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进一步大幅缩水。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2017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310亿美元左右。 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 富士康与苹果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生产了1.04亿台苹果手机，几乎占了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一半，金额高达281亿美元。iPhone手机在美国设计研发，但80%以上在中国组装生产。 《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测算了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 X手机，来自中国的制造成本仅占其370美元总成本中3到6个百分点，苹果公司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 苹果公司海外收益回流美国 苹果公司在海外拥有高达25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等资产，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后，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率，从海外抽回2451.6亿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在美国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增加20000个就业岗位，这等于是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又回馈了美国。而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的富士康集团，则决定在美国建厂，总投资达100亿美元，为美国威斯康星州提供13000个工作机会。 完全可以这么说，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 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 美中贸易委员会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 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四、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制造了“赢家”和“输家”，积累多年的分配正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