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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条件下手机侦查取证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人们生活的智能化和智能手机通讯功能的不断完善，手机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核心产品之一，在我国的普及率不断提升。手机作为当今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成为个人信息集合体。大数据背景下，以网络诈骗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频发，手机成为众多犯罪分子作案的工具，甚至为犯罪分子构造了“云犯罪现场“，手机里的海量数据一方面为侦查取证提供线索，一方面也为侦查取证带来极大挑战。 一、大数据条件下手机侦查取证现状 （一）手机侦查取证立法现状 由于实务中需要对手机进行取证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我国法律对手机取证的规范也日渐严密。自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种类开始，我国在2014年与2016年先后针对电子数据取证出台了《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述两项规范对电子数据取证进行了较为系统严密的规制，覆盖了手机取证从手机扣押存管到数据收集提取再到移送展示的过程。2019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对电子数据规范进一步整合梳理细化，虽然此规范刚出台不久，但是对今后实务中的取证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手机侦查取证执法现状——以网络诈骗案为例 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日渐成为我国波及面最广、危害程度最深、办理难度最大的案件之一，而手机取证环节又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关键。以一起简单的网络诈骗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盗用被害人女儿的QQ号谎称要交补课费骗取被害人16000元，被害人通过支付宝转账把钱打到了所谓“补课老师”的账户里。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公安机关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然后对其手机取证的流程如下: 1.手机扣押与存管 由警务辅助人员配合办案民警对涉案手机进行扣押，涉案手机开飞行模式放入物证袋，要求犯罪嫌疑人在物证袋上标注手机密码，并且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随后，涉案手机随物证袋及其他物证一起放入物证箱中，由经过相关培训，专门负责证据存管的警务辅助人员进行看管,并且提取时要进行登记。 2.手机数据的收集与提取 由于该案事实清楚，案情较为简单，手机取证工作无需移交反诈中心、上级网安部门或外包商务取证公司。因此办案民警直接输入密码解锁犯罪嫌疑人的手机，通过手机里的QQ聊天记录，支付宝收款记录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以手机截图的方式把图片传输到内网设备上或者直接通过外网将截图打印出来，与案件相关内容的截图打印工作实际中往往由警务辅助人员进行具体操作。 3.手机数据的移送与展示 一般而言，对于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往往通过图片打印稿或者是刻盘的方式随案移送。提取的手机里的数据比较多时，就采用刻盘的方式，刻盘数据源于专业取证设备，并且属性中存在“哈希值（与电子数据的证明力相关）。而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聊天记录不多，侦查机关通过打印的方式把经过犯罪嫌疑人签字捺印的截图附在卷宗中随案移送，后来也是用打印的截图在法庭上进行质证。 二、问题的提出 （一）涉案手机存管要求不明 法律法规要求必要时扣押、封存原始存储设备，但对于扣押后的涉案手机具体应该如何存储没有明确规范，对于负责手机设备进行存管的人员也没有明确相应的责任。实务中,涉案手机数量较多时，扣押存管手机的人员存在封存遗漏和随意打开手机的风险，甚至有时由于存放环境潮湿，造成手机中的数据遗失。 （二）取证主体及审批程序模糊 法律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但是在实务中，进行手机取证具体工作的可能是办案民警，可能是警务辅助人员，也可能是外包商务取证公司。并且扣押手机时需要进行审批，要求持有扣押证，而提取收集数据时不需要再进行审批，这里程序模糊也会致使手机取证监督与权利救济程序模糊。 （三）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 实务中，案情复杂，数据较多的提取需要借助专业取证设备。而专业取证设备价格较高，很多基层单位并没有配备。但若把手机移送专业取证点，无疑是把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一并移送给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甚至第四人、第五人。简单案件中，在基层办案机关手机数据导入电脑时容易造成办案机密与个人隐私的双重泄露。甚至一些警务辅助人员在存管手机时会因为好奇而随意打开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公民隐私权受到了严重侵犯。 （四）提取的数据易被破坏 在提取证据阶段，办案民警或者警务辅助人员对于一些复杂易被破坏的电子数据往往会因为操作不当致使后续的取证工作无从开展。提取完手机中的电子数据，手机一般会被存管在物证保管箱中，如果完全由民警进行物证保管工作无疑耗费大量警力，因此警务辅助人员会参与手机提取与存管，但他们往往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手机里的数据会因存管不当导致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