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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寻租毕业论文 一、国际贸易学者的DUP活动定义 1.DUP活动的定义。本世纪70年代，许多国际贸易学家进入对寻租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与丰富了寻租理论的学术空间。对国际贸易中寻租活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成为当时经济学分析的屈指可数的前沿研究课题之一。 尽管有众多国际贸易学家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寻租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只有巴格沃蒂等少数学者系统地给出了此领域中的寻租定义—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Activities，简称DUP活动）：“这种活动带来的利润（收入）是直接非生产性的亦即这种活动能产生货币收入，但是这种活动既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商品或劳务，也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中间商品或劳务”（Bhagwati，1982）。 巴格沃蒂等人的DUP活动定义强调，这些活动尽管对个人是有利的，但对全社会来说却是有害的。这一方面造成了经济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使其结果的社会产出为零，因此它们导致对经济可供量的收缩。 2.DUP活动与寻租活动的概念比较。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对寻租一词的定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寻租一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经济行为，在那里，追求满足私利的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Buchanan，1980）。 “个人的投资事实上既不会提高生产力水平，也不会降低生产力水平，但却会因此而获得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力而提高他的收入，这就是寻租”（Tullock，1980）。 “寻租被定义为通过政府干预获利”（Anderson,RowleyTollison,1988）。 在上述寻租一词的若干定义中，布坎南的寻租定义着重于强调寻租对社会造成了损失的结果：塔洛克的定义则着重于寻租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却使寻租的个人获得益处；而托利森的寻租定义则隐含有这样的观点，既然这些真实的资源可以用于增加社会产品或劳务的产出，也没有这样做，而去用于从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活动，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浪费；安德森、罗利和托利森的定义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利益方式的行为描述，与这种方式对社会产生的效果毫无关系。 于是，我们仍能从各自的定义中找出其差别，寻租定义强调的是一种通过游说、疏通政府干预寻求特权保护的行为；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定义却没有表明这一点。但双方的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参与这类活动的经济主体其目的在于自己获利，而其结果对社会不仅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从双方的研究领域具体问题上面，公共选择学派着重强调对寻求市场中的垄断特权保护行为分析，而国际贸易学派则着重强调对保护性关税、偷（避）关税等的分析。 二、DUP活动的实证分析及评价 1.逃避关税和巴格沃蒂——汉森模型及其评价。1973年巴格沃蒂和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走私的理论分析”，对国际贸易领域中逃避关税的走私问题进行系统地理论分析，并得到以下的基本结论：在非限制关税条件下，如果走私活动是完全竞争的，当走私的固定成本小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那么无法判断走私与合法贸易对福利影响谁优谁劣；当走私的固定成本等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时，则走私对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走私的成本是递增的，走私必然对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走私是垄断的，则无法判断走私对福利的影响，但走私的垄断好于走私的竞争状况，然而，在限制性关税条件下，走私必然优于合法贸易活动的福利效果。 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两位学者对他们的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一是早年任职于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后又任职于加拿大财政部的麦纳·谢克（MunirA.Sheikh），其二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皮特（MarkM.Pitt）。谢克于1974年与1989年分别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与《世界发展》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走私的论文（Sheikh，1974、1989），将走私活动的风险及走私引起的价格差异纳入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模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谢克的模型与巴格沃蒂—汉森模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与走私活动无关的；而在谢克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则是随着走私变化而变化。谢克认为，非法贸易将利用基本生产要素改变贸易品的产出，对于初始状况是关税扭曲的条件下，它却可能增加该国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减少福利水平。 皮特于1981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走私和价格差异”一文（Pitt，1981），皮特沿着前两个模型的分析方法与思路，运用了价格差异，即走私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合法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差额来研究印度尼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