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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立法机制论文 一、完善全国人大立法制度:全国人大立法与常委会立法的关系 按照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目前在制定基本法律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争议。就民事基本法律而言，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婚姻法》、《物权法》、《合同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但是同样处于民事基本法地位的《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就刑事法律而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但是修改的情况却差别很大，虽然按照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部分补充和修改基本法律，但是近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如何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不越权，不侵犯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却存在许多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1997年刑法修正和1996年、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是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其他的修正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如果说通过常委会的修正主要是由于它们不涉及全局性的、大量的条款的修正，只涉及刑事法律中的个别问题，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50个条款，包括总则和分则，取消了13个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等重要问题，只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是否太草率了?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基本法律?显然不能认为一切民事法律都属于民事基本法律的范畴，但是哪些属于民事基本法律，哪些又不属于?显然也不是一切刑事法律都属于刑事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许多有关刑法的决定，都不属于刑事基本法，是否属于刑事基本法似乎只能以刑法典为标准，这一标准是否能运用于其他领域，民法领域还没有编纂民法典，又应以什么为标准?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部分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谓部分修改当然不是全部、整体修改，但是在多大范围内算部分修改，如果大部分都修改了，只是保留少部分，是部分修改吗?上述两个问题都需要在完善我国人大立法制度时加以细化。更重要的问题不在操作层面，而在指导思想层面。完善全国人大立法的思路，不是使全国人大立法权虚化，而是必须实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吸收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虽然能部分解决常委会立法“去精英化”、“去贵族化”的问题，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草案时，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但他们并没有表决权。要解决法律人民性的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民选出的代表的立法权，而不是代表再选出常委会委员行使被代表的立法权。改革现行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制度，从长远看必然会牵涉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产生方式、名额、代表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的会期，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人大常委会制度的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领域之一，需要看准方向，一步一步地来。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人大立法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一方面是人民代表制度，反映的是代议民主，但是由于人大代表数量多，会期短等原因，则不得不采取常委会制度，委员精干，会议频，但常委会立法不是人大代表直接立法，再加上人大常委会委员产生程序的问题，容易使常委会实际操纵立法，使人民当家做主落空。如何趋利避害，是人大立法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从近期看，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要进行大手术恐怕不现实，需要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严格按照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分，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的界限，尤其是在修改基本法律问题上，一定要尊重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真正使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落到实处。总之，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不是诸如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那样的基本社会制度，更不是其他一般社会制度，而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社会制度，就绝非权宜之计，而应把它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从长考虑，从全局考虑，认真对待。 二、完善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人大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能只集中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上，还必须注意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世界各国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去集权化趋势，同议会立法相比，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在整个立法体系中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大陆法系，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立法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议会独自享有立法权，议会的立法是最主要、最普遍的法源，其中各种法典又据于中心地位。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立法内容日益专门化、复杂化，需要有特殊的知识和专门的技术，同时也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处理社会紧急情况，首先是行政法规大量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议会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本应属于议会立法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即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