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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银耳贸易研究 一、川陕苏区时期通江银耳贸易的背景及条件 （一）历史背景。通江地处大巴山南麓，山高林密，物产丰富，盛产适宜银耳生长的青杠林，加之通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温和湿润，雨量充沛，这成为通江种植银耳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所以通江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种植银耳的传统。再者，银耳具有极高的药用和营养价值，《本草再新》《中药杂志》《中药大辞典》均确认银耳有滋阴、润肺、养胃、降火、补脑等多重功效。历代中医药学家都认为银耳与鹿茸人参同具声誉。［３］所以历来被视为珍馐，身价不菲，“当时黑木耳每斤五角，而银耳每斤贱则值洋二十元，贵则六十元”。［４］特别是作为皇家贡品之后，其价格常年居高不下。“据采访，清光绪年间，每斤银耳最多可换６０名丫环，在通江县可买９０亩水田或１０００枚鸡蛋”，［５］１１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银耳开始征税，“银耳称息，每两十文”。［６］１２２民国初期银耳贸易所得便成为通江县自治经费来源之一，“每年收洋四五百元”。［６］１１９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掠夺银耳作为筹措军费重要手段之一。（二）现实背景。苏区军民通过艰苦奋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但根据地的生存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地处秦巴山区，山高帝远，是全省的偏僻地方。而且，区域境内大山绵延，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主要运输工具是人力和畜力，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土地革命前，“巴中、南江等地，粮食亩产仅１００余斤，棉花亩产仅１０多斤”，［７］当地盛行种植鸦片，烟田约占土地面积的３０％一４０％，［８］且大多数是好田好地。在工业上也是家庭手工业为主，采用小作坊进行生产。商业上仅限于土特产和日用品的供销，以本地的小商贩为主，从事贩卖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油、盐、酒等，较大宗的贸易多为外地商人把持。随着红军的大量到来，这一地区已很难供应如此多物资消耗。另一方面，川陕地区的匪患、军阀割据以及敌人的封锁加剧了根据地的生存危机。川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农民赶集回家都会遭遇抢劫。更严重的是军阀与土匪勾结，无恶不作。川北曾有这样的谚语：“匪如梳，兵如蓖，团练犹如刀刀剃。卖猪牛，卖田地，倾家荡产还债利，捐捐捐，利利利，如今只剩一口气”；［９］川陕地区实行防区制以来，田颂尧、刘存厚、杨森、刘湘等各路军阀盘踞在此，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当时，苛捐杂税达７０多种。时人曾贴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的对联进行讽刺。［１０］此外，军阀间连年混战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粮荒，而且造成大量人员和物资消耗，严重破坏了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民党军对红军实行“围剿”并进行严密封锁，根据地不断“收紧阵地”，这就意味着供养战争的苏区面积大大缩小，内线作战带来的供给困难内物资短缺、补给困难更加凸显。这对于根据地经济建设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根据地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在红军到来之际，通、南、巴地区满目疮痍，“纵目田畴，已成黑化”，很多地方“房屋没人住，田地无人耕”。［１１］据徐向前的回忆：“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１２］所以，川陕苏区建立以后，苏区经济实际上几近崩溃的边缘。面对苏区严峻的经济形势，苏维埃政府将经济工作作为当时苏区革命的“最中心的工作”，在《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中指出，“立即执行财政、经济、粮食各项政策，充实革命战争的力量，这是目前苏维埃最中心的工作”，甚至打出了“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的口号，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指出：“反革命的进攻不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且采取经济封锁的毒策，想来增加我们的困难，敌人时常说，‘苏区物资缺乏不能持久作战。’因此，解决物质困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绝对保证工农红军的给养与供给，改善工农的生活，这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１３］为此，党制定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尽一切可能，开展必须的经济建设，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苏区特产与发展手工业，发展合作社运动，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加紧执行统一累进税，节省经济与增强生产，拥护银行与调节物价，举办交通与水利事业等。”［１４］苏区政府发挥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将通江银耳作为对外贸易的“大宗”，以保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来维持根据地存在和发展。 二、川陕苏维埃时期的通江银耳贸易 为了应对革命斗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之中，苏维埃政府始终重视苏区银耳生产与贸易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支援革命斗争、便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