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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分析 摘要:大数据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本文主张，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应区分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进行保护，进而提出加紧立法、更新理念、动态保护的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个人信息;隐私权;区分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它撼动了从商业科技到政府、教育、经济、人文等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能预测人们的行为。［1］大数据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有益于社会的同时也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挑战。国外因大数据收集利用而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重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调查，个人信息遭到泄露的人数占比竟高达85．2%［2］。这些严重侵犯个人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利用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区分 (一)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各国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独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统一模式或称欧洲法模式;另一种是不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分别立法模式或称美国法模式。［3］但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他们大多都采取不区分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一元制”保护模式［4］。在“一元制”保护模式下，两种立法模式的不同在于欧洲国家主要通过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来保护个人隐私权，而美国法采取了相当于大陆法系国家人格权范畴的隐私权来保护个人信息。本文认为，两大法系之所以采取“一元制”保护模式，而不是采取明确区分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二元制”立法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其立法时的社会背景与科技水平尚处于前大数据时代，当时的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动态可识别性等特征尚未彰显，其与个人隐私之间还存在高度关联性，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发展出了一些传统个人隐私无法涵盖内容与特征，这无疑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法律对此还未做好充足的应对。(二)法学界关于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区分。关于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关系问题，我国法学学者也经历过较为充分的思考与讨论，讨论初期通常观点并未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作非常明确的区分，而是将其当成一种特殊的隐私权(通常称为网络隐私权)加以特别保护。现在，我国主流观点主张应当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进而分别加以规范与保护。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作为自然人共同享有的人格权，尽管二者紧密关联，甚至存在着交错，但两者还是存在较明确的区别的，他认为二者在在权利属性、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保护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两者并非浑然一体，而是两个独立的权利［5］张新宝教授也主张，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成为和物质、能量同样重要的资源，具有人格尊严、自由价值、商业价值和公共管理价值，个人信息相较于传统隐私权涉及更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社会信息化进程使得信息业者作为新的独立利益主体出现，国家也同时具有了个人信息管理者和利用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对于个人信息的利用提出了新的诉求，而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依然存在。他主张通过“两头强化，三方平衡”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与利用，即对个人敏感隐私信息要强化保护，而对个人一般信息则要强化利用，从而达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利益、信息业者的利用利益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方之间的平衡。［6］(三)经济学界关于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区分。本文赞同这些主流观点，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已经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价值、特征与内涵，已突破传统隐私权保护范畴而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权利。对这一论断，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也许更具有说服力: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存储技术与数据分析工具的发展进步使得各种信息皆被“数据化”。这些被“数据化”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7］大数据使得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越来越凸显，大数据的这一特征将一些不属于隐私权内容的个人信息在经过被分析、重组、再利用后，因能够对个人进行识别或进入他人私人空间而使其具有了一定人格利益，突破了传统的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正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大数据打破了社会权力的既有结构，通过数据监控造就了全景监狱机制。［8］波斯特也认为信息社会促使了全景监狱的诞生，人们的隐私不断被数据库逾越而消失了。［9］现有的隐私保护技术是基于静态的，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模式和数据内容则是动态的［10］。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甚至可以掌握人们的行为。巴拉巴西提出，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被数字化、公式化和模型化，大数据技术通过海量数据的收集、挖掘和分析可以追踪人们的生活甚至预测人们的行为［11］。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 (一)在行政法方面。我国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