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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口才故事 一、对象不同，称呼有别 不同的对象，因其身份、年龄、职业、民俗等的差异，称呼应有差别，周恩来是十分注意的。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突然到前门打磨厂公安派出所，看望值班的民警。他亲切地问户籍警张杰：“你们见了老百姓怎么称呼呢?”张杰回答：“上岁数的，叫大爷、大妈;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叫老张、张李;再小一点的，叫小王、小刘。”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很好!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有话就愿意跟你们谈了。” 周恩来称赞张杰对群众称呼得体，其实他自己历来就十分重视称呼，很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这里姑且不谈周恩来在外交斗争中的巧妙称呼，仅就他对同事、亲友、群众的称呼作些分析。 他常用的泛称有“同志”“先生”“女士”“朋友”“小朋友”“老乡”“工友”等。常用的特称，年龄小的是小刘、小纪、小伙子、小姑娘，年龄相仿的是老杨、老李，年龄大的是老奶奶、老人家、张老…… 周恩来善于根据对象的工作、职业采用不同的称呼。称给自己当过向导的放牛女孩为“小桂花”，称自己的老师高盘之夫妇为“高老师”“高师母”称著名画家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师傅”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呼都表现出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护，表现出他平易近人的作用。 周恩来对毛泽东称“主席”，对刘少奇称“刘主席”，对朱德称“朱委员长”，表现了自己的谦逊和对领袖的敬重;对陈毅、贺龙称“老总”，表现了对老战友的亲切和尊重;对张澜称“张表老”，对程潜称“程颂公”，对张治中称“文白先生”，表现了对党的老朋友的尊敬;对妻子邓颖超昵称“小超”，终生不变、伉俪情笃，感人至深! 二、身份变化，称呼不同 当同一对象的身份变化之后，周恩来十分注意更换恰当的称呼，做到称呼的与时俱进。 新中国建立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当她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周恩来称她为“宋副主席”、“宋副委员长”，在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亲切地称她为“庆龄同志”。 程砚秋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1949年夏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挤出时间，亲自到北京四报子胡同程家拜访，尊称他为“砚秋先生”。后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程砚秋进步很快。1957年周恩来和贺龙介绍程砚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周恩来亲切地称他为“砚秋同志”。 称呼的与时俱进，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在这里微细处表现了周恩来高超的称呼技巧。 三、称呼寄情，心系人民 周恩来除了对自己家人的下辈直呼其名之外，不论对熟人还是刚认识的人，总是很少直呼其名的。偶有直呼其名的情况，往往是他真情急切流露。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村搞调查研究，他深入到普通农家，真正了解到群众的疾苦。一次，他召开座谈会，村民张二廷发言时心直口快，实话实说，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会后，周恩来到张二廷家，一进院子，就大声喊：“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呀?”张二廷迎出来说：“哟，这不是么!叫我的名儿，多么亲哪!”周恩来笑呵呵地说：“哎，以后别叫我，叫我老周就行啦!”两人手拉手进了屋往炕头上一坐就拉起家常来。周恩来直呼“二廷”之名，表现了他对普通农民朋友发自内心的无比亲密之情。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家属代表会。会议结束时，周恩来请部分代表吃便饭，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代表们说，现在进口的苏联花布，花色和质量没有解放前的好，棉毛衫一洗就缩水……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说得过分了，好像现在还不如解放前似的。周恩来叫妇联的丁秀兰发言，她冷冷地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小就小点，从来不管!”周恩来从她不友好的语气中听出了问题，语重心长地批评说：“秀兰啊秀兰!不能从个人兴趣爱好来处理问题嘛。你不爱花衣服，全国姐妹很多爱穿花衣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穿花衣服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关系到妇女切身利益的大事嘛!应该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周恩来直呼“秀兰”之名，作了中肯的批评，多亲切诚恳，多么振耳发聩! 呼名寄情，周恩来与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四、谦逊自称，平等待人 有的人做官，总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职务，否则就会感到不自在，甚至认为别人瞧不起他。周恩来身为大国，却从不是这样的。他最喜欢同志们、乡亲们称呼他 “恩来”“恩来同志”“老周”。他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周某人”，他有一次对服务员同志说：“我们都是服务员，都是同志，我是总服务员。” 1962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周恩来撑着油纸雨伞，来到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的家，盖叫天进门一看是周，乐呵呵地说：“欢迎!宰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