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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大学教材的未来展望 引言 如果说对教材本身的研究是从过程取向与产品取向的研究视角‘出发，那么了解“受众”对某类教材的反应则是着眼于对教材的接受取向研究。③“受众”是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受众”既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也是积极主动的信息寻受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蹄选信息，选择性地接触、理解和记忆相关信息以满足己方的需要，从这一层面上看，“受众”对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又具有制约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将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方法，采用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普查式的数据分析；一种是概括式的调查追踪。它们或将以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大量的调查问卷为媒介，或者以亲自观察与记录为来源 ，两种的结合应该能够达到一种较为完整的研究范式。 — 、回顾概述：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发展简史 《论语》云：“知而回顾，而知故”。要想研究中国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现状，就有必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放在教材的发展历程中去研究。回顾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历史沿革，实际上是为了更深刻地去理解和把握教材编写的现状与未来。毋庸置疑，民事诉讼法学教材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仰仗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30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基本上显现出这样一条脉胳，它的每一次整体性飞跃，都以民事诉讼法典的颁行为契机”。②截止到2010年年底，我国先后颁行过两部民事诉讼法典—— 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随后又 于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局部修订。基于此点认识，笔者在回顾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发展历程时，基本上是以两部民事诉讼法典 的颁行作为具体阶段划分的标识的。 (一)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起步复苏阶段（1949——1981) 新中国建立初期，受国际政治形势的限制，当时整个国家都在学习苏联模式。1951年，教育部制定了《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并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 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③由此可见新中国尚处于幼稚时期的法学教育是在废除旧法统的政治背景下白手起家的，并且“从一幵始便展示出其全盘照搬的明显胎记”。?在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编写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系编印了《中国民事诉讼讲义》，但作为引进苏联法学教育模式的基地，中国人民大李法律系编写的教材以及课堂上所讲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苏联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较少“涉及我国民事审判实践，没有形成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体系”。 (二）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恢复重建阶段（1982—1990) 198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 部民事诉讼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随着法典的出台，编写出符合 - 法要求的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成为了当时迫切的需要。可以说，在民事 诉讼法典颁行后的一段期间内，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内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相继出版。比较早的几本教材分别是：柴发邦、江伟、刘家兴、范明辛合著的《民事诉讼法通论》（1982年10月法律出版社）、常恰主编的《民事诉讼法教程》（1982年10月重庆出版社）、刘家兴编著的《民事诉讼教程》（1982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1983年5月由西南政法大学根据全国第三期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讲课录音整理编印的《民事诉讼法讲座》（内部资料，约64万字）等。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1983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由柴发邦任主编、常抬、曾昭度、江伟为副 主编的《民事诉讼法教程》（修订后改为《民事诉讼法学》)，它也是我国第一部统编教材。 二、现状考察：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量化分析 量化分析，即分析的数据化，笔者拟通过较为精确的数据分析引出对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编写的问题探讨。但是，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续尔森所说：“能做研究的都做研究；那些不能做研究的就胡扯方法论”。由此笔者不得不质疑，对于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的量化分析本身是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方法论主义？这是否会导致避重就轻的不良后果？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笔者尝试克服传统思路中形式主义与工具主义对立的缺陷，努 力实现两者的融合。 (―)实证研究对象之一：样本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之 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便是自1982年以来公幵出版发行的149本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一方面，任何研究本身都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基于此点认识，笔者从教材编写的体例形式与内容结构两个方面着手，在分析 民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编写体例的同时，从内容角度考察了教材与《民事 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成果的关系。另一方面，任何研究也是共 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笔者选取了各个阶段的典型教材逐一进行了分析， 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