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城乡融合中的傲慢与偏见-农业经济学及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防止城乡融合中的傲慢与偏见 要实现城乡融合，必须摒弃城市的傲慢与偏见，文化融合尤其应如此。体现在工作中，就是以乡村需求为导向。 我认为，如果说以往在解决城乡文化关系上有什么教训的话，就是处处以城市为标的，没有抓住乡村需求。抓住乡村需求，就抓住了牛鼻子。这将是城乡关系认识上的重要演进，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范式革命。乡村文化发展属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慢变量，但一定时期会是关键变量，现在就是这个“一定时期”，在这样的关节上，明确城乡融合中的乡村导向，是根本性问题。 人在文化上往往有自我中心的倾向，能克服这种倾向，就是一种超越。有记载说当年希腊人看到波斯的体制与自己的不一样，除了军事上的征服感，还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长期而且普遍存在的。按皮亚杰的观点，人在婴幼儿阶段就开始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即便是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理论家，不仅不能免俗，而且这还是他观察美学世界的主要视野和判断标准。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说，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不存在群体性的歧视，我们受到各自文化的约束，是“一束偏见的集合群”。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这也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基本主张，其源渊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和谐理念和美学思想。 在城乡文化关系上，始终存在着文化观念的差距和矛盾，乃至于对峙、冲突，城里人与农村人互相看不上，总认为自己生活理念、方式是最正确的，并且作为衡量对方的标尺、进行“降维打击”。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期以来城市的优势感。一直以来，城乡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信息畅通，人才集聚，部分人甚至专事文化艺术，这使得它站在制高点上。在有些方面，比如时尚文化，永远是引领的角色。《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了东汉初的童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可以看出，这首《城中谣》对乡村模仿城市的戏谑中多少带有鄙视。唐代杜甫在诗中写他女儿的憨萌，其中“狼藉画眉阔”，用了这个典故，可见影响之大。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过“文化自觉”，就是在承认别人文化长处的同时，充分肯定自己文化的长处，相互欣赏、学习。我认为，在城乡文化关系上，也应该有城市文化自觉和乡村文化自觉。 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大国和代表性国家，作为一个迄今还为人类守护着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对乡村有着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深厚感情和浓烈乡愁。今天的中国社会把自己的主要矛盾锚定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其指向主要是乡村。因此，当今中国正在开展的城乡融合，虽然是在城乡两极的张力中运动，需要在城乡两方面发力，但实际上是以乡村为基准。明确了这一点，就应将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乡村本位 城乡融合是从乡村振兴的需要出发的，因此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单列“城乡融合”一个章节，是要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说，出发点是要解决乡村的问题，而非城市的问题。当然，在客观效果上，它要实现城乡双赢，让城乡都能获得发展，让城乡居民都能获得实惠。但它强调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要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因此，在城乡文化中，理应把乡村作为本位。这是开展所有城乡融合工作的基础。“城乡融合”的最大特点，是不再简单地采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办法，而是城乡互促、工农互促。通俗地说，不是城里吃什么，乡村跟着吃什么，而是城乡在互动中共同做出一桌好饭。这是城乡理念的根本性转换，也是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文化上的城乡融合，加强乡村本位尤其重要。近代以来，乡村经济地位的衰落，进而导致文化地位的下降。一方面是城市的迅猛发展和文化领先，一方面是乡村的处处滞后，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发展步伐加快，但城市更快，差距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文化理念也由差距变为矛盾，甚至对峙。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农村人看不惯城里人。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一些省份先后落入于鄙视链底端，几乎全是农业大省。我的一位来自河南的同事还参与写作了《河南人惹谁了？》。 我当时在《中国文化报》当记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发表文章给予批评。这样的观念今天也并未绝迹。将工业文明与农村文明对立起来，是城乡文化对立的另一种表现。长期以来，一些人在强调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时，往往把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工业文明必然碾压农耕文明。针对这种意识，最近我曾撰文说明中国工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传承，希望纠正一部分人以中国工业文明的错误认识。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前一个时期，相对于卫生、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欠账更多，滞后更严重，使得在新形势下确立乡村本位，任务更迫切，面临的困难也更多。 2.村民本体 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