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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困境及措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境 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风险和挑战的关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引领我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发展。这是因为：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经过“顶层设计”与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智慧的有机融合，也已日趋完善；二是体制运行的要素尽管受制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还存在着“短板”和“缺项”，但仍有通过深化改革凝聚激发创造活力的广阔提升空间；三是在机制要素层面，已经彰显了我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通过市场经济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进而创造出社会组织结构向现代化迈进的价值体系。但目前我国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存在五个重点问题：政府行政体系的标准化建设问题。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度依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自由调节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主导和规制力量，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受到地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行政层级的差异性制约，政府行政体系的标准化程度降低，导致政府行政体系建设存在多方面问题。主要表现在：财税制度设计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政府“分灶吃饭”，数额较大较稳定的税种划归中央政府或作为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税种小而杂、税源分散、收入零星，从而造成越到基层经济发展压力越大，形成全国基层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调节“二次分配”越到地方越单薄乏力，势必造成各地经济建设“热点”同质化、“项目”行政化，为经济调结构、发展转方式提供了多层次、广领域的规避空间。历经多次“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的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重要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的更高目标要求，因经济调节不当使市场机制弱于政策机制，因市场监管缺位造成经济主体竞争成本上升，因社会管理错位致使矛盾集聚政府行政，亦因公共服务不到位降低政府公信威望，建立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社会期望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紧迫。 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改革问题。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证明，“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性机会与条件。进入 21 世纪，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除产业升级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而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继续在“金砖国家”中赢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将长期存在，资源刚性需求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持续增长、供需矛盾不断加剧态势。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加快封锁压迫我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战略步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规模对资源消耗的依存度居高不下，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载体，尽管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治理决心并取得法制化治理成果，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3 以上；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 39.54 亿亩，影响到 4 亿人口的生产生活。”如果不能有力扭转水系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程度加重、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付出的将是高昂的社会代价，失去的将是根本的发展价值。收入分配关系调整亟需稳妥推进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公众普遍持续强烈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持续影响加剧了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使得选择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和提振国内市场，成为倒逼加快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收入分配水平尽管总体维持温饱，社会各阶层一起啃馒头吃咸菜，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均衡化水平相适应，加之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和保障化水平整体较高，遮蔽了物质生活的匮乏感，有效抑制了精神心理的攀比和落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更不是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步入“深水区”，“目前我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且呈现有一定程度的固化苗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催生了普遍的社会 焦虑和明显蔓延的“仇富”、“仇官”心理，社会公众积累了严重的不公平感，这势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积极稳妥地调整分配关系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建设市场经济信用秩序问题。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体系是指引生产投资消费和市场交易的价值准则。我国在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分层多元化结构转型中推进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注重运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