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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一些探讨 对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一些探讨 作者：范敏 杨丽娜 来源：《法制与社会》2021年第27期 摘 要 新刑诉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多修改和完善，增添了很多亮点，但从不同的价值角度进行考量，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本文立足于实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尝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提出些许建议。 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司法实务 证据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21）09-260-02 一、证据的定义 关于证据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事实说”与“材料说”。“事实说”意在强调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这一观点曾在学术界占有主流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也为原刑诉法所确认，但事实说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证据已然是事实，在对证据进行分类后，又何需经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规定不免自相矛盾。从法理上来说，案件事实是过去了的事实，不可能完整再现，某些证据规则的塑造也会使证据的真实性受到影响，且证据本身也有真伪之分，故“事实说”的定义并不准确。 新刑诉法将证据的定义改为“材料说”，其目的是使证据概念与证据分类相适应，避免之前刑诉法第42条第一款中规定证据是事实，第二、三款却指的是材料，由此产生的逻辑矛盾。但用“材料说”定义证据的概念，也存在一些不足，忽视了证据的多重属性。首先，“材料说”不能准确概括证据的所有表现形式，物证、书证、笔录、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可以是材料，但侦查实验结论和众所周知的逻辑常识等内容就不宜再认定为材料了。其次，“材料说”不能涵盖“情态证据”等丰富的证据内容。人在陈述时会通过外表显露出一些下意识反应和活动，包括姿态、外貌、面部表情、身体语言、声音语调等，法官可以借助情态证据对证言的可靠性作出判断。我国历史上的“五声听狱讼”，也强调注意通过对当事人说话时的神情、气息、精神、眼神等细节来辨别内容的真伪，因此，情态证据应当成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旁证，而材料说明显不能概括情态证据。 综上，不论是“事实说”还是“材料说”，又或是其他各种学说，在具备其合理性一面的同时也各有缺陷。既然无法做到公认赞同，笔者认为，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建议可以考虑直接取消对证据的定义，仅规定证据的分类即可。一是因为没有定义可以准确包含所有类型证据的内涵、外延，不能做到准确完整、各方面认识一致，就直接不予定义，可以避免引起认识上的混乱；二是学理上不定义“证据”的概念并不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办案障碍，这么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大家都已熟悉证据的含义和标准，证据的分类已然为办理案件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操作要求。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