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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司马相如学公文写作策略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官吏唐蒙受命说服夜郎侯归汉，得到夜郎侯的同意。为开发西南地区，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巴蜀士兵役夫苦不堪言，或逃亡，或自残。为控制局面，唐蒙以军法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不满。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回到巴蜀，“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圣上）意”，因此就有了司马相如这篇《喻巴蜀檄》。 《喻巴蜀檄》最早收录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其篇幅短小，仅几百字，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谋篇布局上合乎古代“起、承、转、合”四字章法，其潜藏的写作策略可概括为“抬、择、摆、裁”四字。现结合原文，赏析如下。 念好“抬”字诀：提高站位，从称颂汉武帝英明起笔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第一部分为“起”。司马相如并没有就事论事地从唐蒙“诛其渠帅”谈起，而是从高处着眼，拿出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来彰显汉武帝“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的仁德，歌颂其安定四方、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这样做在政治导向上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当时看，塑造君王的良好形象对山高路远的巴蜀父老来说是必要的，可避免出现所谓“夜郎自大”的误会。更为重要的是，司马相如的这段铺陈，既生动刻画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形象，也为后面的说理批评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写作策略概括为“抬”（称颂汉武帝）。 念好“择”字诀：加以区别，唐蒙所为非圣上本意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第二部分为“承”。这一部分承接上文，从宏大背景落到当前具体事件上。司马相如指出，唐蒙奉汉天子之命通西南夷，并不是要兴起战火，而是出于传播文明、教化天下的目的。“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斥责了唐蒙惊扰百姓的不当处理，安抚了巴蜀民众情绪，同时也把汉武帝的本来想法同唐蒙的错误做法作了适度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论证策略概括为“择”。 必须看到，唐蒙是朝廷命官，其“略通夜郎、僰中”的主张同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责备唐蒙是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必要行动，朝廷的真实意图显然不止于此。最后一句“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如图穷匕见，直接点明了这篇“公告”的核心论点。 念好“摆”字诀：对比论证，转向对巴蜀父老教导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处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第三部分为“转”。这是本文的重点，直接从对唐蒙的批评转向对民众的教化。为论证巴蜀民众的做法“亦非人臣之节”，司马相如巧妙地树起了“边郡之士”这个先进典型，通过描写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的“边郡之士”，来反衬巴蜀民众的不当。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并没有简单地进行政治说教，而是从巴蜀民众切身利益出发，对他们“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表示悲哀，为他们生没有“位为通侯”，死也不能“遗显号于后世”感到遗憾。显然，这种说理方法更易为巴蜀父老认同接受。我们可将这一部分的分析策略概括为“摆”（摆出“边郡之士”，与巴蜀父老作对比）。 念好“裁”字诀：合题定调，事理昭然而从速宣告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第四部分为“合”。这部分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综合前面论述，直接总结点题。如果说前面三个部分分别是“抬”“择”“摆”的话，那么，最后这部分就是“裁”（作出裁决：唐蒙固有不当，但巴蜀父老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但也表露了司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