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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思想 面向未来的思想 近年来，出生于1970年代的青年学者逐渐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与父兄辈相比。虽然他们进入学术界时间还很短，学术思想积淀仍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思想品质与前辈截然不同，他们更愿意直面问题，即使有各自的思想立场和知识背景，在思考问题时仍以问题为中心，而较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束缚。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与他们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因此更加富于激情，对于学术思想的态度更加真诚。他们的知识视野也明显较前辈更宽，不会被自身的专业分工所拘囿，兴趣十分广泛，既能以理性的态度进入现实或理论问题研究，也能够对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话语方式上，他们也较少父兄辈中间常见的翻译体风格，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各种风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对已经沉寂近十年的学术界来说，这代人的全新登场为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醒的风气。 　　在此背景下，《天涯》杂志社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合肥和海南等地的四十余位中青年学者、专家与会，其中十八位提交了论文。沙龙为期三天，自8月28日到30日，与会者进行了五场专题讨论和一场圆桌讨论，平均每日两场，每场讨论的气氛都十分热烈，与会者积极发言，致使几乎每次讨论的时间都不得不延长，甚至出现了个别人想发言而找不到机会的情况。开幕式由《天涯》杂志社长孔见致词，《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在主持时表示：期望青年思想沙龙成为思想争鸣的发生地，思想创新的发源地。 　　第一场讨论的发言围绕着中国崛起与国家认同重构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在题为《不是倚靠势力，就是倚靠才能：谈G2地缘战略与世界机制》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应当“跳出世界看世界”，重新认识世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认清“G2”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陷阱。四川大学博士生鲁明军则在题为《帝国叙事与认同政治》的发言中提出，当代中国的帝国叙事与认同政治近年来被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被超越和重构，即不再将帝国理解为传统的征服帝国或掠夺帝国，也不是无中心、无疆界的霸权帝国，而是一种内涵“天下”背景的新帝国。这样的叙事充满着内在张力，不仅重构了认同政治，所以只是一种叙事或修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何光顺在《中国国家认同的现代伦理基础》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日益扩大，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文化上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国家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公民社会伦理的形成，重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暨南大学副教授陈林侠在题为《华语电影的目家形象、消费危机及其重建》的发言中，通过分析近年来的政治电影、革命传奇片和古装片中的国家形象说明，这些影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未能提供太大帮助，因此，应当引导华语电影去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传统，直面现状的共享共同体，将自身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构想民族国家的未来，进而有效地建构国家形象。 　　第二场主题讨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遗产展开。萧武在题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发言中，通过分析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两个成分在不同时期的消长，提出“毛无儒不立，儒无毛不行”，在未来的中国文化思想框架中，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传统的关系应当是“以毛为本、以儒辅毛”。《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则在题为《重读毛泽东选集》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的作品虽然包括文言、诗词等多种形式，但最能展现“毛文体”的仍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白话文，这些晓畅明白的白话文最能代表毛文体的风格，而这种文体是中国传统的“政论文”的现代转化。毛泽东的这种文体创新，为现代汉语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上海大学博士后冷嘉在题为《“兴家计划”与“组织起来”：延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建》的发言中，以柳青创作于1947年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为例，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新家庭建设运动，并指出，延安时期形成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构成了对之后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深刻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姚丹在题为《中国革命的“人学”想象》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革命话语中工农兵等阶层对“人”的想象与知识分子的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表述要比知识分子更加“书面化”一些，融入知识世界以成人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第三场主题讨论的主题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在题为《当代文学何为?》的发言中回顾了建国六十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指出现在或许已经到了重新创造当代文学的时刻，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的自觉意识，文学写作不得不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自觉承担与面向当下不断地创造新当下的乌托邦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云亮在题为《阅读文化的历史反思》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简单的高雅、通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既对当下的阅读文化保持警醒，又要面对通俗化、消遣性的阅读文化趋势，自觉担当文化批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