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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教育产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摘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了纳入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分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水平、一般劳动力、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层次性和梯度性。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一般劳动力次之，各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经济发达地区中等、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贡献；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中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供给匮乏。　　关键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21）12-0023-05　　一、文献综述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既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大部分原因，也不能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大部分原因；除资本积累外，模型中唯一的收入决定因素是“劳动的有效性”。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的有效性”呢？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提出的研发模型、干中学和人力资本等模型通过引入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构成“劳动的有效性”，解释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并且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手段便是教育。Mankiw，Romer and Weil（1992）采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对经济增长差异中的教育投入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累计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同时证明这一数据处理方法有利于消除索洛模型中不可解释的残差项的影响[1]。豪尔与琼斯（Hall and Jones，1999）、克莱尔与罗德里格斯—克莱尔（Klen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估计实物资本密度、学校教育年限与残值对各国每工人平均产出的贡献，这些最穷国和最富国之间的差异仅约1/6大致来源于实物资本强度的差异，不足1/4的部分大致来源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差异。并且实物资本、学校教育年限与残值的贡献并不是独立的[2][3]。亨德里克斯（Hendricks，2002）估计了不同量的教育的报酬，其结论表明，由于各国间某些人力资本的较小差异，所以存在某些较大的残值的差异[4]。Krueger和Kumar（2021）认为，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和创造能力较强，职业教育发展较快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经济体[5]。钱晓烨、迟巍、黎波（2021），陈仲常、马红旗（2021），以及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21）等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与省域创新活动是高度相关的，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显著大于中等或初等教育水平劳动者的贡献[6][7][8]。上述模型基本上将截面划分为东、中、西或选取部分省域数据分析来考虑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空间异质性或时间上的异质性；或者采用面板协整方法来分析我国不同教育层次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部分学者简单地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构造生产函数或采用美国学者丹尼森指数法计算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贡献率来分析某个省份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萍、林鸿（2021）采用卢卡斯扩展模型计量分析了四川省不同学历层次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4.586 2）高于物质资本量的产出弹性（0.063 8），劳动力投入是四川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力资本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较小，其中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四川经济增长有相对强的解释力[9]。张根文、黄志斌（2021）指出，安徽省2000—2021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个百分点，由教育带来的增长率所占份额为23.59%，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1.6%；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78%[10]。　　本文的研究与这些文章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将不同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视为最终产品生产的直接投入要素，即考察人力资本对卢卡斯式作用机制的检验；同时随着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经济对技术进步的吸收和创新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即尼尔森—费尔普斯式作用机制的检验；由于我国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因而为了研究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各省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本文以省域为单位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卢卡斯作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　　二、理论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的技术进步下各生产要素投入量与最大产出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通过各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一方面表现为卢卡斯作用机制，即各级教育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