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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在我们的经验上，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习惯于张嘴就是罗马法、 自然 法，实质理性、形式理性，他们谈的东西让人听起来总觉得既玄乎又遥远；他们可以用某种理论来恰当地解释刑法（学）现象，而当他们在解释民法（学）现象时如果重复这种理论，也可能同样恰当。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左右逢源的得意，当然也就要经常去体味隔靴搔痒的尴尬。他们在解释具体的法现象时，习惯于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即便对某个具体部门法问题很有把握，也多半点到为止、并不深究。当然，也有的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乐于对具体法现象穷追猛打、一追到底，但在我看来，成功的追问却不是太多。事实上，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一旦闯进应有法学阵营，便很可能如同城里人走在乡间小路上一样摇摆不定、乱了分寸，一不小心还可能要露出破绽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理论法学法律学人更乐于高谈阔论、在法学世界神游.其实，理论法学法律学人本该如此。因为，理论法学应主要去关注法现象的共性特征，他们要描述自古至今各大法系中的公法与私法现象、揭示法现象的 发展 演变 规律 、并预测将来法现象将来可能是何种模样。也就是说，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不仅要解释清楚法律的产生、价值、功能、演变规律、调整方法以及法制的变迁路径等；还得 研究 历史上流派纷呈的法律学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诸多高见；这就决定了理论法学在研究法制史与法学史、解释法现象时，既要从哲学那里借来价值观与方法论，以对法现象进行规范 分析 与实证分析；还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各个相邻学科中引进各种解释方法，从而使得理论法学所揭示的规则现象更接近于客观真实 理论法学法律学人在解释方法上是完全自由的，他根本无需拘泥于前人的做法，如果他认为某种解释方法有助于增强法学解释的说服力，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不过，这些法律学人并不能因为其解释的法现象是过去的、或抽象的，就能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正好相反，法学解释方法的多样性更便于对研究结论的适当性进行检验。亦即，理论法学有可能容忍法律学人的想象、甚至杜撰，但也同样有可能使这些法律学人在不经意中翻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批判的力量。不同法学流派之间的互相挑刺、不同法律学人之间的竞技以及专事批判的法律学人的虎视眈眈，都迫使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只能一如胡适先生所谓之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可以采用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方法来解释法现象，但他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更不能只是猜测，他必须从法学史上或法制史上找出充足的理由来支持他。就此而言，无论是致力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以及法 史学研究的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他们必须理智地收紧想象的翅膀，对法现象作最多的实证、最少的推测 理论 法学 法律 学人之所以不大可能曲解法现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能够相对地超脱现实。由于他们不太容易真切地感受现实法制实践那急速跳动的脉搏，因此，他们就不必匆忙地得出结论；他们远离法制实践的尘嚣，他们也就较少有被染上浮躁恶习的机会；他们的结论对实践似乎并无太大的直接 影响 ，他们也就较少去妥协于 政治 压力而违心地指鹿为马。正因为如此，理论法学法律学人不必因为迫于应付实践而委曲求全，他们可以悠悠地、从容不迫地 研究 ，坦然地、直言不讳地宣告结论。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理论法学可以不顾法制实践、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说，它更应该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去理性地、冷静地思考，为 应用 法学提供理论支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些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所演的法学角色却恰好与之相左，他们既没做到相对地超脱于法制实践、也未做到尊重 历史 。他们既可能为了迎合一种时髦的政治主张而随意地剪裁、甚至歪曲历史，为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成了政治的帮凶；他们也很可能为了印证自己的先入为主而不负责任地乱点鸳鸯谱、胡乱剪裁法学史与法制史，甚至苦心编造历史，似乎将法学研究当作周公解梦；他们还可能为了标新立异、一鸣惊人，对其他学科知识实而不化、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地解释法现象，自欺欺人、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显然，理论法学的法律学人的这种角色错位，与其应持的谨慎、沉稳、扎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南辕北辙，它不仅污染了理论法学本身，更有可能要误导应用法学 如果说，理论法学将法学与 哲学 、 社会 学、 经济 学、史学、政治学等区别开来，从而界定了法学的上限；那么，应用法学则将法学与律学、行政管 理学 等区别开来，设立了法学的下限.理论法 学习 惯于向后看、向上看，拿着望远镜去望现实，解释法现象偏好曲径通幽；而应用法学则习惯于向前看、向下看，拿着放大镜来看现实，解释法现象多半直截了当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应用法学上头连着理论法学、下头连着法制实践，应用法学法律学人必须要从理论法学那里引进现成的研究结论、直接借助理论法学法律学人的智识来解释法制实践现象。应用法学当然也要进行理论研究，从而区别于纯粹对规则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