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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中柴胡配黄芩探析 《伤寒论》组方用量以及药物加减化裁，具有严格规范性，被古今医家推崇，后世称经方。有些医家应用经方疗效差，或认为经方只适合危病、重病。本研究通过对经方剂量大小、剂量比例和随症加减的探讨，为临床灵活运用经方、扩大经方运用范围及提高经方疗效奠定基础。 1病机及主症 由表1可知，柴胡与黄芩同用的6首方剂，均能治疗少阳病。少阳经指足少阳胆经和手少阳三焦经，其病症有经证（经脉循行部位发生的病症，如：胸胁满、目眩、往来寒热）和腑证（由胆腑或三焦腑引发的病症，如：口苦、咽干、喜呕），主要症候为胸胁满、往来寒热、呕。《伤寒论》记载：“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少阳病的发生系外邪侵袭少阳经（直中或传经），脏腑相连，胆病影响肝，邪高痛下，肝胆影响脾胃。《素问·五运行大论篇》：“六气者，风热暑湿燥寒，在地为五行，在天为六气，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五行各一，唯火有二，君火运行，重在上升，相火运行，重在下降。立春为升的起点，立秋为降的起点。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记载：“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少阳太阴从本，故从本者，化生于本。”少阳本火而标阳，太阴本湿而标阴，二者均属标本同气，故两经经病之化，皆从乎于本。故少阳发病，病从本气（少阳相火）即少阳相火偏胜，不行当降之令，胆木不降，则肝木不升，肝胆同病。《素问·经脉别论篇》记载：“少阳脏独至，是厥气也。”张介宾注释为：“胆经之病连于肝，其气善逆。厥，指经气上逆。”肝胆之火上逆，则表现口苦、咽干、目眩。 2剂量配伍比例 “河图”、“洛书”均以白点组成的数为单数、生数，代表阳；以黑点组成的数为双数，为成数，代表阴。《伤寒论》记载：“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水火代表阴阳，六七乃水火的成数，张仲景用阳数七阴数六来推断疾病病程，可见仲景深受河洛数的影响。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谨遵《内经》之旨，以五味诠释仲景之方义，可圈可点，单用五味诠释方义，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药物功用也占主导地位，只有两者相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广论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说明张仲景参考的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柴胡味苦平，主心腹，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以驱除少阳之邪，推动肝胆之气生发，升者为阳为生，配河图中东方肝胆的一个阴数成数八，以达到阴阳相合，在“洛书”，八乃立春之数，正是一年之中气开始生发之时，故柴胡用八。黄芩味苦平，主诸热。故可以降少阳之相火，降者为阴为成，配河图中东方肝胆的阳数生数三，以达到阴阳相合。肝胆应东方，肝为甲木之气，宜升，用成数八，胆为乙木之气，宜降，用生数三，此阴阳相合，相得益彰。《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火淫于内，以苦发之。”柴胡、黄芩同为苦味，故可发肝胆内郁之少阳相火，发肝胆之火该用东方肝胆之数，故柴胡与黄芩比例为8∶3。 小柴胡汤由柴胡（八两）、黄芩（三两）、半夏（半升，45g，合汉代三两）、生姜（三两）、人参（三两），炙甘草（三两）、大枣（12枚，45g，合汉代三两）。人参味甘，主补五脏，除邪气；甘草味甘，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大枣味甘，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三者皆味甘，《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记载：“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急为阳，缓为阴，缓肝用东方肝胆之阳数三，阴阳相合，少阳相火上逆，中气必伤，三者在功用上皆可补中气；半夏味辛平，主伤寒寒热，咳逆下气，心下坚；生姜味辛，微温，主胸闷咳逆上气，二者降肝胆上逆之气，降为阴，故用东方肝胆之阳数三，阴阳相合，二者皆味辛，《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记载：“辛能散木气，开腠理，致津液。”引邪外出，畅通三焦，《伤寒论》记载：“三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便汗出而解。”治疗肝胆全用肝胆之数，张仲景可谓深谙河洛之理。经方“不传之秘在剂量”，剂量大小和配伍比例与疗效密切相关。经方大家胡希恕曾诊治一男性肺炎病人，高热4天，汗出，胸胁苦闷，干呕，不欲饮食，前医用小柴胡加石膏汤（柴胡12g，黄芩9g）无效。胡老将该方中柴胡与黄芩分别改为24g和9g，病人服用后症状减轻，5剂痊愈。同一病人，同样方剂，因药物剂量及比例不同，疗效天壤之别，可见剂量比例对经方疗效举足轻重。刘渡舟教授认为经方疗效和剂量比例是否恰当、是否足量有很大关系，强调背诵经方时一定要记住剂量比例。清代陈修园将张仲景的方子编成歌诀，收集在《长沙方歌括》里，每个方子不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