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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和争论，不仅关系到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评价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阐释和中国史观的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的东方社会思想，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及其社会主义实践的嬗变，这三方面所形成的中国“合题”，就是我们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视角，也是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东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其最初的立足点无疑在西方社会。马克思力图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社会组织，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其研究视野没有局限于西方社会。他认为，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3、44页。第一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在马克思看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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