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人地关系研究.docxVIP

辽代人地关系研究 　　摘要：辽代前期因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统治区域内民族差异等原因，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尽相同，形成了多种土地利用模式。辽代后期为应对突出的人口压力，原本多种土地利用模式逐渐向以农耕为主导的单一土地利用模式转变，因此辽代前后期的人地关系也发生转变，人地关系的转变对辽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關键词：辽代;人地关系;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模式 　　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17-04 　　关于辽代人地关系研究，在以往辽代农牧业发展状况和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中略有涉及，但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不惮鄙陋，试从辽代农业种植的产业结构入手，分析辽代土地资源利用模式，进而阐述辽代的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的发展对辽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辽代前期人地关系 　　《辽史》卷32《营卫志》载契丹建国前期所处“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1]契丹建国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因地而变、四时迁转的游牧、渔猎生活。可见契丹建国前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对资源的利用以游牧为主，因此对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只是简单的人渔猎、牲畜逐水草。其他资源也没能合理利用，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大量肥沃土地闲置没有开垦。契丹建国后，对资源的利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 　　辽代前期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最明显的变化是农业发展。农业的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辽代前期农业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辽代农耕区域的扩大。辽神册元年（916年）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2]占据了中原北部大部分地区，天显元年（926年）辽平定渤海国，公元938年，辽朝获得燕云十六州，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是农耕区，使辽朝的农耕区域极大扩张。其次，在辽太祖、太宗两朝大量农耕人口的进入，对辽代前期的农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农耕区域扩大和农耕人口增加，为辽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农业的发展，使辽代前期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发生转变。《辽史》卷37《地理志》载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3]适合农田耕种和放牧牲畜，不单如此，“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4]辽上京周边地区出现了对土地资源多重利用模式，即农牧业混合发展。在其他地区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5]韩茂莉认为：“辽代东京道内的农田也具有插花式分布特征，城邑、聚落周围形成大小不等的农田插花地，人口规模大的州府附近，农田延续范围也最广。”[6]这说明最晚至辽太宗时期，辽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形成了农牧业混合发展的产业模式。 　　辽代前期依托山地资源，发展游猎和林业种植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模式。如太宗会同初年（938年）：“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7]出行所需辎重，可以通过林业资源进行补充，说明辽代前期对山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相当成熟。据《契丹国志》载送给宋朝皇帝的礼物有“蜜晒山菓十束棂椀，蜜渍山菓十束棂，疋列山梨柿四束棂，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面枣、楞梨、堂梨二十箱。”[8]可见辽代前期林业资源种类繁多。 　　除此之外，因辽代南京地区多河流的特点，发展水稻种植。辽景宗时期，高勋上奏“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9]高勋建议在南京地区种植水稻，这说明辽代南京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与其他地区不同。 　　综上，辽代前期由于统治区域内自然自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辽代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也不尽相同。辽代前期由北至南形成了游牧与渔猎、农牧业混合发展、游猎与林业种植和水稻种植业等多元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农牧业交叉发展的产业结构。 　　辽代前期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多元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也体现出人地关系的转变。辽建国前主要是依赖土地生存发展，建国后逐渐发展为人与土地资源积极互动的发展模式，在尊重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农牧业、游猎与林业种植等交叉发展的产业结构。 　　辽代前期这种人地关系互动模式应该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第一，“统治者意识到了农业发展比较畜牧、狩猎诸业可以提供更加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