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谴责小说的创作.docVIP

谴责小说 第一节 谴责小说的兴起及其作家队伍 光绪庚子（1900）后，先后出现了一批揭露黑暗政治、抨击社会时弊的小说。这类小说仿效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体制和笔法，但不象《儒林外史》的含蓄蕴藉，寓讽刺于情节发展的自然流露之中，而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所以鲁迅别谓之“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清末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当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夭折，尤其是义和团惨遭镇压、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社会动荡，清政府无能为治，国人于失望之际，转而加以攻击，正如鲁迅所说：“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史略》）这就说明了谴责小说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又因为谴责小说旨在“掊击”政府，笔力集中于“揭发”“弊恶”和“纠弹”“时政”，反映了国人普遍高涨起来的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何况，于“掊击”之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颇能取悦一般读者，即所谓适应了广大读者“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史略》）的心理情绪，所以谴责小说得以广泛流布。再次，由于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兴起，改良派作家把小说创作视为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极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于是操觚之士竟治小说，尤以谴责时政，惩办人心为职志。也是这类小说盛行的原因之一。此外，近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为小说的作者提供了发表与出版的条件，在报纸上逐日连载以后，即能辑出刊印，颇能刺激一般作家撰写小说的积极性。当然，随着半殖民地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小说发行的商品化倾向也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出现了一些迎合世俗的刊物，登载一些等下之作，但梁启超的《新小说》、李伯元的《绣象小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曾朴的《小说林》四种刊物则较为严肃，也最负盛名，号称“清末四大小说杂志”。此外，尚有《新新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报》等，或同时，或相继刊行。这些小说杂志发表的不尽属谴责小说，但以谴责小说数量为多，成就为高，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主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盛况空前。 从事谴责小说创作的作家，思想倾向不一，但其主流是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借小说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则借小说以发泄对政局、时弊的不满情绪。有时对窳弱、腐败的官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鞭挞；有的表现了对列强侵略罪行和清政府屈膝媚外的愤慨；也有的对社会弊病与道德沦丧作了辛辣的嘲讽；也有的对打着“维新”、“革命”及“振兴实业”招牌而专事营私诈骗的丑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其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影响最大，被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另外，写官场生活的，还有张春帆的《宦海》、八宝王郎的《冷眼观》等；写假维新人物的，有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浪荡男儿的《上海之维新党》等；写实业家、投机掮客和买办的，有姬文的《市声》、大桥式羽的《胡雪岩外传》、吴趼人的《发财秘诀》等；写反华工禁约活动的，有无名氏的《苦社会》、中国凉血人的《拒约奇谭》、碧花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等；写庚子事变的，有忧患余生的《邻女语》等。 谴责小说的作者众多，而政治倾向、思想水准、艺术修养却不大一致。但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最大限度也超不出维新派，更何况不少人的思想还跳不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樊篱。他们在“揭发”“弊恶”和“纠弹”“时政”方面，笔墨有力，不乏动人之处，而大多仅止于“热骂”，缺乏批判的力量和深度，更不能为作品中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甚至连为清王朝救弊补残的办法也不能找到。所以在不少作品中，充满失望情绪，笼罩着一层感伤的氛围。 谴责小说基本上沿用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广泛地描绘了晚清社会的面貌。多数作品采取若断若续、故事“联缀”的长篇结构，并以嬉笑怒骂之笔，直接地进行谴责、嘲讽。有的也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一些技法。但是，由于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等人，从功利主义出发，过分地宣扬小说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仅把小说视为政治主张的传声筒，许多作家对于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未能很好地继承。一般地说，他们还认识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创作中的价值，只着重以离奇、夸张的情节增强故事性。由于这些作家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使他们不可能从较深的层次，发掘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塑造出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艺术形象。 第二节 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幼年丧父，曾在山东任知府的堂伯署衙中读书，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乡试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办《指南报》，后又改办《游戏报》、《繁华报》，为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