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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2 一、对关市征商缘起及其社会职能的评议 3 二、对商民平等的认同及病商苛政的批评 6 三、对加强榷政监管的建言及施惠商民的表现 9 四、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12 [4] 丘浚：《大学衍义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5] 张萱：《西园闻见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17 [6] 王世贞：《?m州续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9]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7 [13] 李东阳：《怀麓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14] 萧良干：《拙斋十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16] 孙旬：《皇明疏钞》，续修四库全书本. 18 [19] 李应升：《落落斋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8 [20]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25] 汪道昆：《太函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9 [27] 李?b订：《平书订》，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28] 王鏊：《震泽长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文2：对明代民歌之再认识 19 一、关于明歌的地位问题 20 二、关于私情为主问题 22 参考文摘引言： 25 原创性声明（模板） 26 文章致谢（模板） 26 正文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文1：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作者简介：常文相，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商税在明代主要是指国家针对商品流转交易所征收的通过税与营业税。从历史演进趋势看，与帝制时代早期相比，明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便是商业关系的广泛蔓延，并由此引发传统社会在经济结构上产生深刻变化，这已是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大致共识。那么，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到底给国家的商业及财政管理带来何种影响，面对这种影响统治层表现了怎样的心态，在相关权力运作中又反映出国家同商人间的关系如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前人关于明代商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度管理层面，其中尤以对钞关制度的考论为多。这些研究梳理了明代榷税机构的设置、沿革与运行机制，评述了政府商税征收政策的形成、演变及败坏过程，并力求对这一制度的性质和特色加以分析总结。1在讨论明代国家的财税制度与政策时，先前学者大都倾向于把帝制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当时的社会体制对立起来，强调专制权力对商人、商业的控制和压榨。有关此时期商业思想的研究，则以吴慧先生提出的晚明“已占主导地位的非榷利思想”和“重商思想的日益抬头”为典型，其着眼点乃在于凸显彼时新兴的商人文化对传统国家干预商业及轻商贱商伦理价值观的突破。[1]（P864-876）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明代商税的具体数额进行了统计，指出明代后期商税虽有显著增加，但在常态下其税率税额还是总体偏低，甚至有的学者表示，这本身就是明廷纵商行为的一种显露。1以上研究于深层内涵上都表达了对明代国家体制与商人关系的考量，然以西方社会演化模式为参照，商人在此类研究中常被视作能够代表先进商品经济含义的一个群体，因而他们自身应然的前进方向就与行将由资本主义替代的旧有社会体制构成了本质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一认识被投射到明代国家经济管理层面，或如黄仁宇先生所主张，“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2]（P304）；或如吴慧先生所持议，一些士大夫的进步思想“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舆论武器，符合于崛起中的新型工商业者的利益”[1]（P875）。两看法虽取向不同，但旨归一致。而近年来赵轶峰先生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国家体系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了相当稳定的共生态。[3]这意味着不仅明代商人及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之一，且农商两业在当时国家体制内均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其也可与前述观点形成一组关联思考。可见，对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中国家同商人关系的讨究是一个历久弥新且又意义深远的课题，本文期望通过整理明代士大夫的商税征收理念，尝试对此作出解析。 一、对关市征商缘起及其社会职能的评议 弘治时大学士丘浚认为关征之始并非专供国用，其初衷本在缉奸通货，裁抑垄断，即使缘而榷商，亦为济乏惠民，因此若对商人“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4]（卷30《征榷之课》，P386）。嘉靖初何瑭亦认为利权归官加之税网繁密，以致农商俱受病累，而课商抑末之说虽为宽解农劳，却难称善策。[5]（卷40《关税》，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