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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雄奋然同行——访作家蒋巍 许婉霓：首先祝贺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获得第八届鲁迅 文学奖。为了完成30万字的《国家温度》和35万字的《主战场：中 国大扶贫——贵州战法》这两部大作，年过七旬的您一年半没回家，先 后跑了陕西、新疆、贵州、上海和黑龙江的许多地方，真是令人敬佩。 您能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场全国脱贫攻坚战中的创作体会吗? 蒋巍：你用“大作”这个词真是恰如其分(笑),不过这个“大” 不属于我，而属于这个气象万千、磅礴奋进的新时代，属于所有的奋斗 者。历史进程再伟大宏阔,也是靠人推的。写扶贫故事,就得翻山越岭、 进村入寨，坐在田间地头跟乡亲们聊大天。在新疆，我曾遇到一位维吾 尔族乡长，叫艾江什么，名字一大串，扶贫工作做得特别好。我说你的 名字不好记，干脆改名叫艾江山吧!周围的老百姓都笑了，热烈鼓掌。 许婉霓：您在报告文学写作上总是保持着蓬勃激情，文采飞扬，您 是怎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您最初是专攻诗歌的,为何后来又选 择了报告文学这个领域? 蒋巍：我是在北大荒时开始写诗的。那时从哈尔滨的小家一下进入 广阔的天地，目光和心胸顿然开阔了许多。尤其当了兵团战士，不过扛 的枪是木头的，出了食堂就能看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大地和农庄，家 国情怀油然而生。回城后当了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忽然发现，诗这种 形式已经装不下我遇到的种种杰出人物了，于是改写报告文学，结果连 获第二、三、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奋斗 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 许婉霓：好的报告文学离不开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您的作品中， 细节总是令人印象深刻，您是如何抓住并呈现这些细节的? 蒋巍：所有这些故事细节都不是我想象和瞎编的，而是生活中真实 发生的，这就是我酷爱报告文学的原因。正如歌德所说，“生活是上帝 的作坊。”它远比所有作家都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新疆采访时， 一 位70多岁的老兵已经糊涂了，老婆、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了，但只要 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即站起来敬个军礼，吼着嗓子大声说：“我 是四十七团三营二连战士李为东!”这辈子他就记住这句话了。坐在一 旁的维吾尔族老伴说：“我每天看着他，不让他出门，可他还是像老鼠 一样，天天溜出去找活干。”类似的老兵故事很多很多，让我一次次深 受感动、震撼，写作的冲动和激情便油然而生。新疆兵团曾搞过一次大 型露天演出，我为他们写了一首歌颂十万老兵的诗。 当时全场掌声如潮，很多老兵泪流满面，连两位朗诵家都哭了。我 为什么能写得如此动情?因为我去调查过，我也是含着眼泪写的。 许婉霓：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为历史作传的。在长 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又是如何处理时代和人 物的关系的? 蒋巍：文学界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 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就成了好人好事表扬稿、黑板报了。写人写事，你 必须把他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察,作出具有宏观意义的价值判 断，这样才有广泛的公共性和可读性。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采 写了哈尔滨林机厂上任两年的厂长邵奇惠，他毕业于哈工大，通过改革 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起死回生。如果只写他的事迹，那就是个人化的 表扬稿了，但我在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以邵奇惠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 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标志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 可以说，我的判断是敏锐的，预言是准确的。此文名为《在大时代的弯 弓上》,由《人民文学》1983年11期头条刊发，后来获了第三届全 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然，我也常写时代中的平凡人物。比如我写过黑龙江佳木斯市一 位长期驻扎农村地区20多年的普通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义》。 那片管区很大，有山有水有平原。当地警室就王江一个人，那也是他的 家，他外出办事，妻子就在家帮他接群众来的求助电话。此文在《光明 日报》刊发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王江则被公安部授予“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就是作家的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 在我看来，深入基层，用心用情写这些人物，不需要动员，甚至也 不需要觉悟。唯有感动，在激励我不断发现、不断出发。妻子说我“虽 为老骥，并不伏枥，天天在上空飞来飞去”,虽然辛苦，热血却总在沸 腾，内心也总是充实的，精神是昂扬的。 许婉霓：您的报告文学新作《光芒中的光芒——中国激光探秘》近 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作涉及复杂深奥的前沿科学领域，想 必面对复杂的科学知识，创作并不容易，您是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的? 蒋巍：《光芒中的光芒——中国激光探秘》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束激光就 是那里的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比美国晚了不到一年，比苏联和西方其他 发达国家提前了许多。现今，中国的激光已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