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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0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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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教材事件看意识形态工作紧迫性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是在一片阴霾中到来的。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六一”前夕,暴露出“毒教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全民公愤,目前还在持续发酵。
对于“毒教材”的危害,各方已经谈的很多,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拷问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为什么会屡屡失守?
拷问一:意识形态责任制问题。远的不说,近年来,按照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都建立了意识形态责任制,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既然建立了责任制,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其他被暴露出问题的出版社,以及它们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出版部门的党的负责人,是否履行过第一责任人职责,是否发现过“毒教材”这样的问题?如果发现过,却视而不见,也不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是不是有失职渎职之嫌,算不算主动放弃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如果没有发现,建立这样的责任制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一个应付上级的摆设? “毒教材”事件的发生说明,起码在教育和出版部门,意识形态责任制是一个“摆设”,是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的。同时也说明,一些领导干部已经不会做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简单地视为是否建立了责任制,而不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是“责任状”签了一个又一个,责任制细化了一条又一条,遇到问题一个也不灵,一个也不管用。建立意识形态责任制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责任制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作用。真心希望通过对“毒教材”事件的反思,提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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