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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妇女解放的历史性飞跃 马 蕾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根据地妇女运动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艰难探索、抗日战争时期的艰巨考验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快速发展等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程度日益上升，实现了党领导根据地妇女解放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根据地妇女运动所实现的飞跃不仅是同自身相比，更是相对于旧式妇女运动，即与清末发端的上层妇女女权运动、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相比，走出了一条妇女解放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妇女运动及其解放，主要表现为对旧式妇女运动的超越，并形成以革命斗争为核心、以劳动解放为主旨、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道路。在现有的妇女解放研究中，传统革命史范式或多或少受社会性别理论下“妇女史”研究范式影响，少数论者将女性生存状况放置于两性对立的视域内加以分析。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将妇女解放议题还原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以“妇女”历史在场的方式回顾根据地妇女运动对旧式妇女运动的历史超越。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以从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中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塑造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妇女运动在新时代不断发展。一、旧式妇女运动的局限性回顾旧式妇女运动可以证明，倘若只是在旧有体制内要求“男女平权”，必然是以性别话语政治替代现实斗争，妇女运动的成果无外乎昙花一现。唯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能够整合全社会革命资源的政治力量的领导，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和腐朽反动的政治制度，妇女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一）“迷信妇女参政”未涉及推翻旧制度中国妇女运动生发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制约了中国妇女自身解放意识的萌发。随着国门被迫打开，欧美各种社会思潮涌入。1902 年，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本书论证了女人也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同期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中译本也出版。随着西方女权思想传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上层知识女性首先起来争取妇女权益。她们创办刊物，抨击礼教，畅论如何争取男女平权，争取经济独立、婚姻自由、教育平等、参政议政等权利，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妇女运动，如1899 年陈濒芬在上海编辑《女报》，停刊后又于1902 年5 月改名为《女学报》独立出版，这是近代以来进步女性创办的第一张女子报刊。至1911 年12 月间，约30 余种由妇女创办、撰稿、发行的妇女报刊相继出版，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传播女权思想。再比如李润、黄谨娱等知名女性组织中国女学会，积极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自办女校——经正女学（后改为中国女学堂）的倡办董事等。但从整体上看，相关主张“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1](p.19)相较于对其他权力的争取，妇女运动似乎更加倾向获得参政权利，“中国女权运动以及参政运动迷信政治，以为女子得到政权，便能解决女子自身的一切问题”。[2](p.183)辛亥革命爆发，由广大妇女组成的女子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湖北汉阳青年女子吴淑卿首先发起组织女子军，在上海、江浙一带，同盟会和光复会女会员们积极参与革命。尹氏姐妹和林宗雪、张馥贞等组建了浙江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又称女子荡宁队）、张昭汉领导的女子军事团等，她们除直接参加军事斗争外，还组织了赤十字会救伤队、劝募军饷的团体等。“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3](pp.52-53)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和争取女权等问题正式提到现实层面，进步妇女把奋斗目标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争取参政上来，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参政热潮。其中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等团体积极奔走，深信一旦参权，通过修改现存法律，确立法律面前男女平等的原则，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就能改变。为了能在《临时约法》上确立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唐群英的带领下，女子参政会仿效西方女权主义者闯议会、砸门窗。然而，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应冷淡，甚至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党纲中，不顾女同盟会员强烈反对，删去了政纲“主张男女平等”条文。辛亥革命时期颇有声势的妇女运动跌入低谷，广大妇女的地位未发生根本改变。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倒行逆施，颁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为世风者”，均由其颁给“匾额题字”，受褒扬的人可以自立牌坊，传统妇德卷土而来，封建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妇女运动陷入“贤妻良母”“节女烈妇”等旧式话语复古语境。此外，进步人士主张要与旧有传统思想彻底了断，然而他们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女子贞操、婚姻家庭、女性个性独立等方面，未触及如何推翻社会制度，“其最大弊端乃是与劳动运动的隔绝，一切运动竞多漠视于劳工妇女运动”。[2](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