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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蚀：毛泽东是如何整治不法资本家的 1951年冬，东北局在开展“三反”运动中，向党中央作 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群众揭发贪官的材料中， 发现官员腐化堕落的共同特点是不法资本家与其相互勾结， 共同盗骗国家财产。 由政治领域反贪污，引出经济领域的反腐蚀，打击对象也由 政府官员转变为企业人员。 东北人民政府医政处处长李廷 琳就与私商光明药行的经理丛志丰相互勾结，在抗美援朝过 程中，从政府手中低价买入药品，然后再通过李廷琳的关系， 高价转卖给人民政府，通过伪造发票、报假账等方式，偷税、 漏税，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个共同的表示特征 都是官商的不法勾结。 几年前，光明药行还是一个小店铺，自从老板巴结上李廷琳 之后，一跃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的重要药品批发商铺，并在北 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开设分店。 丛志丰的手段主要 包括，宴请李廷琳吃饭，奉承巴结，送礼送钱，找舞女陪玩， 听说李廷琳对公家食堂的饭不满意，专门雇佣一名特级厨师 给李廷琳做饭，满足其口腹之欲，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姨太太 陪李廷琳跳舞（嗯，应该只是跳舞而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勾结手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当时东北另一大铁矿城市本溪，在群众的举报材料中发现 不法奸商通过请客、行贿等方式，拉我工作人员上钩，而后 以告发相威胁与其共同勾结盗窃国家财产。 可以说，不法 资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已经到了无 孔不入的地步，这也说明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制度仍然很不严 密。 毛泽东分析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是保护工商 业的；后来对展颜资产阶级实行的是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就是团结他们和我们一同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必须 防止他们对我们干部的腐蚀，所以必须配合斗争，让他们不 敢行贿、不能腐蚀我们。 革命胜利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的落后，决定了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保留资产阶级和私营企 业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资 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关系，他们唯利是图 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在国家掌握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利益， 他们会铤而走险，通过侵蚀我们的党的干部的方式来获取不 法利益。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们也越来越猖狂，普遍 存在着违法犯罪、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 弊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 在治理淮水工程中， 承包商不顾工程质量，用旧料充当新料，次料充当好料，从 中赚取不法之财。 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中，不法厂 商贩卖变质罐头、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等，造成大批战士 致病、致残，甚至送了生命（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国家不会 忘记他们的，就像抗战成功后对汉奸分子的清理审判活动一 样）。 他们拉拢、收买了我们的部分干部，给干薪、干股、回扣、 佣金，从而充当他们的坐探、代理，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 1950年8月，北京天津糖价暴涨，1951年9月北 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 探子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市场物价波动，从 中谋取不义之财。 不法资本家损人利己的恶劣手段令人发指，现在情况与过去 （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及抗美援朝）不同了，不 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打击是不行的。 嗯，别看 过去闹得欢，今天让他拉清单。 这些不法商人的问题，令党政机关高度警惕，人民群众义愤 填膺。 于是，党中央决定在政府机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同时，在经济领域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 反”运动。 如果说“三反”属于党政机关内部的打虎运动 的话，那“五反”则是将打虎工作从机关转向经济领域。 毛 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把反贪污和反行贿 结合起来，形成斗争的两条战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五 反”运动的主战场），用大力发动一场斗争，给资产阶级对 我们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 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五 反”运动的方针及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资产阶 级及市民，向违法资产阶级斗争，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贪 污斗争。 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以前 我们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 （反对资产阶级），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直到抗美援朝， 我们更需要国内团结一致；后来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 他 们虽然挨过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又嚣张了 起来，特别是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