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欧洲专利局植物发明专利保护实践.pptxVIP

第六章 欧洲专利局植物发明专利保护实践; 随着UPOV公约在1961年的缔结，欧洲的植物品种创新保护似乎将会沿着UPOV公约所设计的育种者权(品种权)制度一直进行下去，UPOV公约在1972年、1978年以及1991年修订及其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尤其是欧共体于1994年颁布了《欧共体植物品种保护条例》，并据此建立统一的欧共体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都在表明通过品种权保护植物品种创新是欧洲国家共同的一种选择。1963年《斯特拉斯堡专利公约》和1973年《欧洲专利公约》均将植物品种划入专利保护的例外，更加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欧洲国家的选择。; 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尽管EPC第53条(b)规定：“不应对植物或动物品种，或者实质上是生物学的生产植物或动物的方法授予欧洲专利，该规定不适用于微生物学的方法或者由微生物学方法获得的产品”，从而将植物品种排除出可专利的范围。这一条文看似明确，实际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什么是植物和植物品种，真菌是属于植物还是微生物，什么是实质上的生物学方法等问题都没有统一的答案。由于如此众多的不确定性，EPO对于植物是否予以专利保护的规则是经历一系列判例才得以确定的，并且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涉及了EPC第53条(b)的解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EPO与植物有关的专利授权实践就是一部关于EPC第53条(b)的解释历史。;欧洲专利局确认繁殖材料和杂交植物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分别通过1983年Ciba-Geigy案和1987年Lubrizol案的讨论才确立的。只有对这两个案例进行分析，才能了解欧洲专利局关于EPC第53条(b)的真正看法。尽管1990年哈佛鼠案看似和植物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哈佛鼠案中，欧洲专利局讨论了对“植物品种”的看法，因此这一案例仍值得关注。;Ciba-Geigy案是欧洲专利局讨论植物发明专利保护的一系列案件中的第一件，由技术上诉委员会在1983年作出，该专利的权利要求是“经过化学作用剂处理过的某一植物属的繁殖材料”。申请书指出经过培育的植物由涂抹过化学剂的繁殖材料培育而来，但没有对任何特定品种要求权利。相关的具体权利要求如下：权利要求13根据权利要求1的配方，用肟派生物处理相关植物??繁殖材料；权利要求14 权利要求13所指向的由种子构成的繁殖材料。; 有人提出对此反对，依据是上述两项权利要求的客体属于EPC第53条(b)规定的专利保护的例外范围，但技术上诉委员会持不同看法，认为该权利要求没有指向特定植物品种，因此反对无效。技术上诉委员会在该案中发表了重要的看法，认为植物和植物品种在应用EPC第53条(b)时不能被看作是相同的东西，该条款排除专利保护的是植物品种，EPC制定者并没有将所有的植物材料予以排除。委员会还为“植物品种”规定了概念，认为“植物品种是一个特征大体相同，并且在每次繁殖之后或者每个繁殖周期之后在一定可接受范围内仍然保留相同特征的多种植物组合”。这一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UPOV公约中关于植物品种定义的基本规则，即重复繁殖之后仍保留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植物群。; 在该案中，委员会认为相关的植物材料没有落人植物品种的定义，因为相关的发明仅涉及化学制剂涂抹过的种子。用肟派生物处理方法并没有影响植物的基因特征，因此出现的特征不能视为是植物组成部分，也不能在后代中以稳定和一致的方式得以复制。EPC制定者并没有打算将可获得UPOV 19S1保护的植物群纳入EPC保护，而EPC仅将那些以植物品种为遗传固定形式的植物及其繁殖材料排除出它的保护范围。本案专利申请中的权利要求涉及经过肟派生物处理的种子，即使在与肟处理方法相关的例子中提及某些特定的植物品种，如小麦、小米和大麦等，权利要求13和14的客体不是一种特定的有别于现有其他品种的植物品种，而是以某种方法对相关繁殖材料进行化学处理的任何已经培育成的植物。; 这不属于EPC的排除范畴。并且，本案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植物材料的改进没有通过植物育种的过程，而是通过对繁殖材料进行化学处理的方式来增加植物的抗农药性。通常来说，植物育种会涉及植物基因的修正，也就是说，相关的繁殖材料不是通过实质上是植物育种的生物学方法产生，而是化学处理的结果。因此，相关权利要求没有落入EPC第53条(b)规定的保护例外。; 技术上诉委员会通过该案的审理，确立了一项保护原则，即与外部处理种子相关的发明，该植物的基因组成没有受到任何方式的改变，可以获得专利法的保护。这意味着通过化学方法处理的繁殖材料，没有通过生物学方法改变植物基因，也没有针对具体的植物品种提出权利要求，不属于EPC第53条(b)规定的保护例外。如果其符合相关专利的授予要件，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在Ciba-Geigy案判决5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