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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两淮盐业的兴衰 淮河盐业从春秋时期开始，发展到汉代、魏晋、南北朝，成为唐代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此唐举天下赋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之数矣”(《宋史·食货志》卷一百八十二)。而两淮盐业的资本积累、商业利润、税费额度等对国家军队开支、城市建设甚至人口迁移等社会问题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每一次盐政、盐制的变革,都会带来盐业经济乃至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两淮盐业经济始终在曲折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 夙沙氏煮海为盐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海盐业的开端,虽然关于其人的有无及活动区域颇难定论,但《说文解字》有关“古者夙沙初作煮海盐”当为事实。 最早明确两淮盐业生产的记载当为吴王阖闾时期的“海盐之饶”,《史记·货殖列传》记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嬉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吴王阖闾之前,两淮地区已经随着吴国的逐渐强大而入其境,史有记载“吴、干战……遂入”(《管子·小问》干国即邗国)、“吴伐郯”(《春秋左氏传·成公七年》)。阖闾之后夫差,国力强盛,先后击败楚、越,又北上称霸伐齐,于公元前486年“城邗,沟通江淮”(《春秋左氏传·哀公九年》),为两淮区域的盐业运输便利了交通。后越灭吴、楚灭越,两淮地区先后隶属越和楚,《史记·楚世家》曾记载齐缗王写信说楚怀王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吴、越两国在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显而易见。而楚国春申君黄歇受“赐淮北地十二县”(《史记·春申君列传》,亦在此“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经营盐业。 两淮盐业的早期生产还可以从齐国管仲盐政改革后的销售区管窥一斑。《管子·地数》记载:“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齐国的盐业南输为何不及两淮地区?除政治上的对立外,两淮盐业的足以自足而不能为其牟利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初具规模 秦代中央集权,完全实行盐铁专卖。《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始皇时期“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见秦朝对盐业生产的严格控制。为了加强东部海域盐业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管理,秦朝还专门在吴郡设立了海盐县,隶属于会稽郡, 西汉时期两淮盐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朝廷允许民众自由经营,《盐铁论·错币》记载“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尤其刘邦因其子幼而封其侄刘濞为吴王,辖吴郡(治吴县)、东阳郡(治下邳)、鄣郡(治丹阳)等共五十三城,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称“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这些都为吴王刘濞的富国强兵并抗衡汉室打下坚实基础。此地涉及两淮盐区的主要有盐渎(今盐城)和海陵(今泰州), 刘濞被杀(前154)至汉武帝宣布盐铁官营(前119)的三十几年,两淮盐业依然是民营,直至元狩六年(前117),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 东汉时盐业大部分时间实行民营官税,由郡县直接管理。《后汉书·百官志》:“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 魏晋时期由于连年战火,两淮盐业经济也复杂多变中求得生存。曹魏政权控制两淮,实行官营专卖制度,所谓“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 南北朝的政权更替瞬息万变,盐业经营政策放宽,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得到喘息之机。宋时“南兖州,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千计。吴王所以富国强兵而抗汉室也”;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改革发展 隋代统一后,开皇三年(583)“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唐代藩镇割据,战争频繁,尤其“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危机严重,甚至“府库不支数月” 事实上第五琦和刘晏的盐法改革皆源于玄宗时因为当时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实施的左拾遗刘彤的《请检校海内盐铁表》:“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 总体而言,刘晏以后唐王朝虽然依然实行盐的专卖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盐利反而迅速集中到巨贾富商和少数贪官污吏手中,“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 五代十国池盐、井盐废弃多破坏严重,但淮盐尤其盐城监、海陵监的盐业生产在如此战乱频仍的年代依然延续着唐以来的基本规模,《太平寰宇记》载:“盐城监,古之盐亭也。历代海盐煎盐之所,元管九场,伪唐以为盐城。周显德三年平江淮之后因之不改焉。盐场九所,在县南北五十里至三十里,俱临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