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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官僚体系中的爵系统 一、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约罪 秦汉时期，人们常把公务员、大臣、医生和学者视为“官”。最典型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和《续汉书·百官志》, 都明确记载了某些职官的“位”。如《百官表》说御史大夫“位上卿”, 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 以上现象表明, 秦汉官僚体系中除了以石数排列的禄秩系统之外, 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序列排列的“位”的系统 众所周知, 公卿大夫士的说法起源于先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已有“公卿大夫相继于朝”的记载 然而,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和秦始皇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之后,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到底还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笔者认为:秦及西汉时期的官僚体系是由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和以石数标称秩级的禄秩系统共同构成的, 它们又与二十等爵系统共同组成支撑秦汉官僚政治社会的三个支架。其中, 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是核心和基准系统, 其他两个系统均是从这一系统衍生发展演变而来, 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秦汉时期, 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仍处在不断完善过程中, 并不断调整与其他两个系统的关系, 汉代几次大的官制改革都因此而起。 二、 秦汉的公务、卿位 正如前文所揭, 《百官表》和《百官志》明确记载了汉代的公卿, 因此, 对于秦汉时存在公、卿位应当不存在太大疑问。成问题的倒是大夫、士位。士位问题较为复杂, 须专文讨论。本文着重讨论大夫位 (一) 在罪刑中,须先请,和载其贤材。至西汉后期又至东汉初,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问答: 可 (何) 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 (知) 于王, 及六百石吏以上, 皆为“显大夫”。 整理小组《注释》说: 《汉书·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 及宦皇帝而知名者, 有罪当盗械者, 皆颂系。”与本条可参看。 简文中的“大夫”与二十等爵的大夫爵或五大夫爵没有关系, 而是指公卿大夫士的大夫位。此简出于秦简《法律答问》, 因此它对“显大夫”的界说应当视为秦代的法律规定, 大夫即“宦及智 (知) 于王, 及六百石吏以上”, 大夫的起始禄秩为六百石。 我们在汉代文献中尚未发现像上述秦简那样直接的法律规定, 而《汉书·律历志上》的下列记载: 元凤三年, 太史令张寿王上书欲改历, 六年“诏劾寿王吏八百石, 古之大夫, 服儒衣, 诵不详之辞, 作祅言欲乱制度, 不道。” (21 似乎意味着大夫位在汉代已经成为古代制度的遗存, 人们只是习惯于将某些官秩与古代的大夫位相对照而已。然而, 若仔细爬梳史籍, 我们不难发现西汉时期大夫位仍是具有明确内涵和指向的切实存在, 试举典型事例以证之: 前揭《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在黄龙元年诏中说: 举廉吏, 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 有罪先请, 秩禄上通, 足以效其贤材, 自今以来毋得举。 (8 宣帝在诏书中明确说“吏六百石位大夫”, 这一说法与前揭秦简一脉相承。在古代, 诏书即是法律。此诏表明, 直至宣帝时“吏六百石位大夫”的法律规定仍在发挥作用。居延新简中有这样一枚简: 君吏六百石大夫位当有 E.P.T52:164 居延新简所出简的年代为武帝末至东汉初。此简在边境地区发现, 可以进一步证明它是确实施行的法令。 根据宣帝诏, 我们还了解到位大夫者, 享有“有罪先请, 秩禄上通”的特权。“有罪先请”指一定身分之人有罪必先请议而后论罪, 不得直接劾之有司 《汉书·朱博传》载成帝时大司空何武与丞相翟方进奏言: 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 秉一州之统, 选第大吏, 所荐位高至九卿, 所恶立退, 任重职大。《春秋》之义, 用贵治贱, 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 而临二千石, 轻重不相准, 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 更置州牧, 以应古制。 (83 奏言称“刺史位下大夫”。刺史秩为六百石 《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报任安书, 其中有曰: 乡者, 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 陪外廷末议。 (62 司马迁受腐刑前任太史令。颜师古注引韦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瓒曰:“汉太史令千石, 故比下大夫。”《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黄龙元年诏曰:吏六百石位大夫, 有罪先请。瓒以太史令为千石非也。” 《汉书·礼乐志》: 至成帝时, 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 能说其义, 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 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 (22 《汉书·龚胜传》载御史中丞劾奏龚胜说: 胜吏二千石, (夏侯) 常位大夫, 皆幸得给事中, 与论议……。 (72 时夏侯常为博士 (72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有“上大夫壶遂”。司马贞《索隐》案: 遂为詹事, 秩二千石, 故为上大夫也。 (130 壶遂任詹事之事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壶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为汉相, 会遂卒。” (108 《史记·十二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