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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帝的削藩与管理 一、 景武时期的削藩 西汉开始实施小规模、相对稳定的封建政策，主要针对不同的国家和稀疏的亲属，并开始实施规模大、激、刺的封建政策。这对汉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是深化了战争。在武帝朝的战争 景帝即位,晁错重申削地政策,他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非长久策,不便”,于是“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 首先,既然是抱着王国地大必须削之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去搜罗罪名,以及期望通过罚罪和削地手段加速诸侯王的反叛,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免出现以下现象。一是老罪新罚一起算。如楚王戊因“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于景帝三年被“罚削东海郡”;吴王濞因过去“诈称病不朝”和“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其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不论是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处理这一矛盾的过程中,中央的政策往往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中央政策得当,即使在实行分封制的地方,中央和地方有时也会相安无事;但如果中央政策失当,即使在实行郡县制的地方,中央和地方有时也会势不两立。既然如此,那么中央制定有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缓和或缩小这一矛盾,而不是激化或扩大这一矛盾。而晁错的削地策实际上却恰恰是在激化或扩大这一矛盾。 第三,一般而言,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上策,延缓战争的爆发为中策,而加速战争的爆发为下策。因此对于战争,能阻止则阻止之,不能阻止则延缓之,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延缓,才迫不得已进行之。但晁错对战争的态度却与此不同,他所全力以赴的既不是延缓战争的爆发更不是阻止战争的爆发,而是加速战争的爆发,并提出战争不可避免和“削之,其反亟,祸小”的论断来支持其对战争的态度。这即使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下策。关于这点,不仅可证诸文帝和景帝对吴国的不同政策导致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可证诸当时人对晁错削地策的反应。据有关史料,当时不仅“诸侯皆谊 第四,一方面,“削之亦反”是正确的,但“不削之”不一定“亦反”。晁错于文帝时曾“数十上”削地策,其言词当与“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相近,但文帝时的史实证明,不是“不削之亦反”,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削之”不反。“不削之”虽不能确保使之不反,但可以力争使之不反。另一方面,“削之,其反亟”和“不削,反迟”是正确的,但“反亟”不一定“祸小”,而“反迟”也不一定“祸大”。这可从下面二点来看:一,从中央的立场看,当时的趋势是向上而不是向下。因为中央的整体实力不是在日益减弱,而是在日趋增强;中央集权不是在日益衰落,而是在日趋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的反叛显然发生得越晚对汉朝越有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诸侯王的问题与匈奴问题有些类似,当时汉朝对于二者似乎都应该是争取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试想,如果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不是在武帝时进行,而是在景帝时进行,那么,汉匈战争的结果会不会与武帝时完全相同呢?二,从王国的立场看,当时的发展趋势是向下而不是向上。因为尽管王国的经济实力仍在不断增强,但汉朝已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从文帝分齐为七和分淮南为三起,王国的封地已由大向小过渡。景帝如继续推行文帝时行之有效的分国措施,伺机剖分吴、楚等大国的封地 就削地策的实行来说,其不仅与晁错与袁盎的个人恩怨有关,而且与景帝与吴王的个人恩怨也有关。景帝早在为太子时,即因与吴太子下棋“争道”而“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就吴楚七国之乱来说,吴、楚受阻于梁,而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受阻于齐 就景帝削地的结果来说,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须指出两点。第一,景帝削藩的成绩是在文帝削藩的基础上取得的,如无文帝以亲制疏之策,仍是“以为蕃扞及皇太子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或无文帝分齐为七之举,仍是齐、吴、楚三国“分天下半”,则景帝时七国之乱的平定恐非易事。第二,由于削地引起了吴楚七国之乱,双方人力物力损失极大,所以相比文帝和武帝来说,景帝付出的代价似乎更高。而从当时的情况看,削藩也不一定非要付出不惜以削地而引起战争的代价。 就景帝的分国来说,有人认为它与削藩无关,它是景帝的“将功补过”和“对梁王后代采取的破格优待措施。”其实,这是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我们知道,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多被削弱,唯有梁国依然权大地广。当时梁孝王不仅“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 (二) 景帝在各帝间的王国从“不削而渐弱”到“推恩” 主父偃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冬献策推恩,武帝于当年春颁布推恩令。此外,武帝时期也有个别削地现象。 武帝时期与景帝时期相比,中央集权更为加强,王国势力也更为削弱。这本来是为武帝提供了比景帝更优越的条件去实行激进的削藩政策。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武帝主要不是采用与景帝削地策相近的激进措施,而是采用与文帝分国策相近的温和措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发展至武帝时,便已基本否定了景帝的削地策。当时的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