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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边疆经略的文化传统与人才基础 钱穆在《清史纲要》中说。“中国以其自身的优秀和领土的开阔地带，往往显著地追求中国的国力，而且周围有许多外国民族。”。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 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 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 一、 西汉的边疆治理与“承秦之制” “汉承秦制”已是学界的不刊之论, 秦代统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民族之抟成、政治制度之创建、学术思想之奠定”。 汉代政治的秦政特质首先表现在“用秦之人”。《商君书·垦令》刻画秦人性情曰“狠刚之民”、“褊急之民”, 《汉书·刑法志》曰“秦人, 其生民也狭隘, 其使民也酷烈”, “酷烈”体现了其政治文化风格, 战国时秦国因其急烈之民气、勇进之军威及“喜战”之风格而被关东六国称作“虎狼之国”。秦末刘邦先入关中, 史念海先生认为垓下之战“汉军是以秦人为主力的” 此外, 秦统一后, 始皇帝的大举开边使得中原王朝势力深入到边缴四夷地区。如北边蒙恬将兵20万北伐匈奴, 南边“三十三年,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 高祖建国后定都关中、“据秦之地”, 当是缘于对关中地缘环境的正确认识。《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娄敬谏高祖曰: 夫秦地被山带河, 四塞以为固, 卒然有急, 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 资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 山东虽乱,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 不搤其亢, 拊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 案秦之故地,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刘邦在群臣争言“都周 (洛阳) ”的廷议中最终听从张良、刘敬的主张, 表现出较为阔达的地域文化观念, 也因此面临着与秦同样的边疆形势。由此, 西汉一朝边疆经略的中心恒在西北, 钱穆先生对此立论颇精, 兹引述如下: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 长安为全国之头目, 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 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 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 当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东汉光武中兴, 由于关中残破, “据秦之地”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政治中心转向洛阳。相应地, 西北边疆经略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下降, 西北疆域逐渐萎缩, 西域不复为汉所有, 乃至屡弃凉州三辅。 如果说留用“秦人”影响的是隐性的边疆观念, 据有“秦地”影响的是被动的边疆形势, 那么“承秦之制”则是在操作层面完善了汉代的边疆治理机制。 秦制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废分封, 行郡县”。秦始皇将边疆纳入王朝管理体制的通常做法是“郡县其人”。秦代以长城为界, 在长城以南由东向西设有辽东、辽西、渔阳、上谷、云中、九原等郡, 南部边陲则有南海、桂林、象郡等。秦代这一举措无疑顺应了正确的历史方向, 但具体实施中则失之急躁, 轻言用武, 以致南越土民宁愿“与禽兽处”, 也“莫肯为秦虏”。“汉兴, 因秦制度, 崇恩德, 行简易” 在边防管理机制上, 汉亦承秦余绪, 秦代修筑和巩固的长城等工事在汉代继续发挥作用, 武帝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 , 西汉取河南地, “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二、 武帝对边疆经略人才的大力保护和控制 有关社会流动对政治的参与, 陈寅恪与钱穆先生多有阐发。陈寅恪先生以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 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 则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 钱穆先生则云:“其时佐命功臣, 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出身, 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鲜空气, 故晋室自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 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变法包括以选贤任能限制世官制;废黜世袭采邑制度, 代之以俸禄制等。 自古皆封建诸侯, 各君其国, 卿大夫亦世其官, 成例相沿, 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 暴君荒主, 既虐用其民, 无有底止, 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 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 务益战争, 肝脑涂地, 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 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 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 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汉高祖起自布衣, “提三尺剑以定天下” 开明的人才思想为武帝朝的边疆经略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基础。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荀彘“以御见”, 发迹前为人驾车 元封五年 (公元前106年) , 朝廷下诏求贤, 诏曰: 盖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茂才的选拔对象是有特异才能和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和布衣寒士。征诸史料, 求贤诏发布的当年正值大将军卫青去世, 诏书以“使绝国者”与“将相”并列, 可见朝廷求取边疆经略人才的急切。而“负俗之累”, 名声不佳的士人也在预选之列, 说明人才延揽务期适用, 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