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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人性与严刑俊法 例如，先秦学派也在寻求社会秩序的有效机会。虽然诸子求治去乱的终极目标一致, 但彼此凭籍的手段并不相同。儒家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 自觉地遵守礼制规范, 由此形成长幼异节、上下有差的严整秩序;道家则否定伦理情感和社会规范, 以另类的价值取向方式, 消解人们争名逐利的欲望, 从而化解天下纷争, 达成无为而治。但法家是从外在的控制力量入手, 以严刑峻法为威慑力量, 从而造就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 一、 人性趋利避害的事实是人民而不是国家 法家的社会整合方案、协调社会秩序的理论, 主要基于他们对人性的论证。他们探究人性问题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这个前提理论更接近于社会事实, 从而使建立在这种前提理论之上的社会整合方案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墨子曾说:“上之为政, 得下之情则治, 不得下之情则乱。” (《墨子·尚同下》) 法家强调实施刑罚治国的理论前提是“人性好利自为”, 即追逐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 是人的本质属性。无论是管子、慎到一系的齐法家, 还是商鞅、韩非一系的晋法家, 他们对“人性好利”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认识和阐释。“人性好利自为”论是法家诸子实施他们治国方略的前提和基础。 人为何生而好利?韩非指出:“人无毛羽, 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 以胃肠为根本, 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韩非子·解老》) 人在自然界中生存, 无爪牙以觅食, 无羽毛以御寒, 诚如墨家所论, “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非乐》) 离开了必要的衣食, 人就无法在自然界中生存, 因而人不能不追求自身的利益。资源的有限性和生存的危机感, 迫使人们追逐私利的本能不断膨胀, 并成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法家学者对人性好利的本质有深刻洞见。管子曾主张“上侈而下靡”, 通过刺激全社会的奢侈性消费, 促成多生产多消费的良性循环, 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主张正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深刻把握。管子说:“百姓无宝, 以利为首, 一上一下, 唯利是处。” (《管子·侈靡》) 人们唯利是图, 上下奔忙也只是惟利所趋。商鞅也指出, 人们追逐名利, 犹如水往低处流一样具有天然的惯性, 不选择东南西北惟利是图:“民之于利也, 若水之于下也, 四旁无择也。” (《商君书·君臣》) 而且法家诸子坚信, 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 “民之欲富贵也, 其阖棺而后止”。 (《商君书·赏刑》) 甚至生前攫取实利, 死后仍虑虚名, 如商鞅又说:“民生则计利, 死则虑名。” (《商君书·算地》) 活着时计较名利得失, 就是死去时也要竞取虚名, 因为名声常常伴随着利益, 故而争名也就是逐利。名利是人们的毕生归宿, 也是三生轮回时刻不能忘怀的追求。 法家对人性好利自为的认识, 是基于对人的社会行动的观察。商鞅指出:“民之生, 度而取长, 称而取重, 权而索利。”(《商君书·算地》) 人的本性具备度量长短、算计重轻、权衡利害而后取舍利弊的能力, 特别是选择有利而放弃不利的能力, 这表明人性之趋利的同时也在避害:“民之性, 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 苦则索乐, 辱则求荣, 此民之情也。” (《商君书·算地》) 商鞅反复强调, 在饥食、劳逸、苦乐、荣辱等对立矛盾情境中的趋利选择是人之性、人之情, 所以人性不仅好利, 而且趋利避害的行动选择也是人的本能。犹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假设一样, 人不仅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而且具有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计算选择能力。管子也反复论述了人性趋利避害的取向, 他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 莫不欲利而恶害。” (《管子·形势解》) 无论贵贱, 不论长幼, 都有求生的本能, 也有怕死的本性。与之对应的行动和心理, 就是对利欲的天然渴求, 对危害的本能厌恶。人们对名利的重视, 达到与生死等量齐观的水平。故而韩非也说:“好利恶害, 夫人之所有也。” (《韩非子·难二》) 又说:“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 此人之情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正是人们嗜利有如求生, 恶害犹如怕死, 故而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 都对利欲表现出不能遏制的冲动, 而对危害表现出本能的排斥。管子也指出, 人性爱利, 因而对于利益无不生发觊觎之心;人情恶害, 故而对于危害无不退避三舍:“凡夫人情, 见利莫能无视, 见害莫能无避。”而且, 无论贤愚, 不分贵贱, 人们都具备趋利避害的本能倾向:“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管子·禁藏》) 。从人在利害当前的行动选择来看, 人会被利益吸引而主动趋奉, 而又会惧怕祸害而本能规避。因此,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常情, 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社会行动。 法家诸子认为, 人既然本性好利而恶害, 且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本然存在, 所以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抛弃伦常、而不择手段也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