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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发展与争论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古老、影响最大的模式，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政策的本质，并深受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喜爱。然而,近十多年来,现实主义的地位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变动,以及时代主题开始转向和平与发展,现实主义以“权力”、“冲突”、“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主题的理念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相形之下,其他理论范式如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则生机勃勃。在与这些理论的交锋中,现实主义显得非常被动。于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开始改进和重塑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发展出了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但另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却对这些理论“创新”提出批评,认为它们不但没有捍卫现实主义的传统,反而堕落为其他理论范式的维护者。对于现实主义范式内部众多“变节者”所发动的这一场地地道道的“学术政变”应当怎样看,实际上不单现实主义者在讨论,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关注。关注的中心,就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梳理现实主义范式的发展脉络和有关争论,并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其理论内核进行评价与批评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从个人层面解释国家可能的合作 现实主义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在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又先后出现过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分支。这些先后出现的分支,其侧重点和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是有差异的。 人性现实主义又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E.H.Carr)、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凯南(George Kenna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其中摩根索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可以说现实主义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说是从摩根索系统、经典的论述开始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发表直到70年代早期,人性现实主义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的研究。 人性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人性恶。由于人生来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受人性支配, 必然“对权力贪得无厌”。这一点决定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是为权力而斗争。第二,国际无政府状态。由于国家之上不存在统治权威,因此国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出发点则是权力与利益。在人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每一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所有国家都“充满敌意”,因而这一理论认为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1这也正是人性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所在,因为它无法解释国家间已有的和可能的合作。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间不但有冲突与对抗,亦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2这些弱点为新现实主义留下了修正的空间。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认为战后以来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的阐释力。1979年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新现实主义继承了人性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前提,但在引起国家行为的原因上则摒弃了“人性”假说,认为国家的目标是生存,而追求安全是国家最优先的考虑。与摩根索强调人性是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不同,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是真正的诱因。与人性现实主义把权力看做是目的本身不同,新现实主义把权力看做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另外,与人性现实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安全竞争的看法要相对乐观一些,认为国际体系并不鼓励国家毫无节制地进行安全竞争,相反,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采取防范措施,潜在的受害国常常会通过建立均势的方式制衡侵略国,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贪欲。3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峙消失,国际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关系领域也涌现出许多新生代理论。在这场冷战后的理论交锋中,现实主义者也在思考和尝试范式的创新。 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范式中新出现的对应的两支。防御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斯奈德(Jack Snyder)、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沃尔特(Stephen M. Walt)、格里科(Joseph Grieco)、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等。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步,其中2001年12月米尔斯海默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是该理论的系统化总结。作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分支,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结构现实主义,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但同时又继承了人性现实主义的假定: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对于国家为什么追求权力和追求权力的根本逻辑的问题,二者的观点是大体相同的,即国家追求权力是为了生存,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