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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程朱理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它的哲学体系是伟大的，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但程朱理学的伦理本体包含着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己的因素。讨论程朱理学的产生及其演变对认识理学以致认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 伦理纲的确立—程朱理学形成的条件 理学产生的经济基础。唐宋时期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地主。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相对减弱,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缓和了。在北宋时“客户”由“私属”变为封建国家的“编户”,封建国家把“客户”当作“齐民”看待。地主阶级除强化国家机器外,还需要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以便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而以往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为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丧失了作为统治思想的资格。为了适应新时期新王朝的需要,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教长期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新儒学——理学。 理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混乱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的五十多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人。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的破坏,除了一些“乱臣贼子”以外,一般文臣士大夫“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亡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新五代史》卷3 3《死事传》序)宋王朝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为了使自己不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它必须一方面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必须重整伦常,恢复并发展封建伦理秩序。 宋朝时神学化的儒学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情况,所以摆在宋王朝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进一步改造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辩的色彩和理论内容,为伦理纲常制造哲学根据。 北宋王朝用全力来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力图以儒学为核心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了提倡儒学,宋王朝努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建隆二年(公元9 61年)宋太祖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著为定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 78年)宋太宗下令恢复孔家被周世宗所剥夺的免役免税的特权;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下令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同时亲到曲阜孔庙拜谒孔墓。宋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崇儒术论》,一再表明儒学是宋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为了提倡佛教,从太祖开宝年间到太宗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大藏经》,真宗写《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为了提倡道教,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到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对道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理。真宗并多次宣扬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论,其旨一也等等。它表明宋王朝力图把儒释道三家揉合在一起,建立一套新体系的意图。 与此同时,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经艰苦的探索满足了北宋统治者的迫切要求,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新体系,从此伦理纲常再不是几条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涂上思辩的色彩,被赋予理论的说明。 理学产生的学术环境。理学是冲破汉儒的章句注疏之学而产生的新儒学。汉儒治经,无论今文、古文都笃守师说,不敢逾雷池一步。到中唐时期一批春秋学家表现了一种“舍传求经”的新学风,他们解释《春秋经》不仅不为三传旧说所束缚,而且专攻三传之失。宋儒更进一步为了发挥自己的观点,他们不仅舍传,而且疑经;不仅疑经,而且改易经文。欧阳修力辩《系辞》以下非孔子之言,(《易童子问》卷3》)刘敞就由“疑经”进而“易经”。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虽不改易经文,但先儒传注完全废弃,而只断以己意;李觏、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陆游曾概括这种情况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正》、《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困学纪闻》卷8《经说》) 宋儒说经确实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气氛,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新的儒学才得以酿酝成长起来,所以中唐以来学风的转变是理学赖以形成的不可缺的条件。 总之,为顺应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宋儒建立了极其庞大的理论体系——理学。至此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到它的顶峰。 二、 人性论的提出和统一 理学揉合懦、释、道等多种文化之所长,荟萃政治、伦理、哲学为一体是最完备的封建官方思想体系。理学家几乎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身份上恪守道统,而且在观念上也极力倾向儒家文化。他们同时都在弘扬儒家纲常的说教上很下功夫。 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太极图·易说》就是道教《太极图》和儒家《周易》学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另一部著作《易通》所阐述的思想已初步具有理学的概念: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