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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与控制说正确认定盗窃罪的既未遂 作者：罗太平 盗窃犯罪历来就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因此在盗窃罪既未遂认定上，在司法理论和实践处理中应该说都具有成熟性和一致性。然而，由于我国部分基层年轻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承继性的学习和研究，导致在盗窃罪既未遂认定问题上将以前司法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又重新纳入争议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试图结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和我国理论与实践中一致认同控制说，把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对盗窃既未遂认定的意见予以归纳呈现，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去认识盗窃罪的既未遂 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通行的观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为：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既未遂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本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刑法条文说明中明确了“所谓秘密窃取，就是行为人采用不易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或其他人发现的方法，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从该具有立法解释性质的说明中，已经明确了盗窃罪是典型的财产性犯罪，且系结果犯，盗窃罪的客观行为的完整表述就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具体到盗窃罪，当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实现了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目的时，就认定为盗窃既遂。这种既遂实际上也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即非法占有的实现。因此，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应是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判断标准，其中占有的内容、方式、程度是准确判断的关键所在。① 以上结合盗窃罪之犯罪构成要件对既未遂的认定的方法与理论界争议过程中出现的“控制说”是一致的，该说目前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标准是与犯罪构成理论具有一致性的控制说。 二、对控制说的正确理解 控制说认为，盗窃既遂与未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所盗窃财物为标准判断。行为人己实际控制、占有了被盗财物的为盗窃既遂；未实际控制、占有财物的为盗窃未遂。 所谓“控制”，指的就是所有人或其他人对财物进行事实上的管领和支配，其具体表现为利用者对财物的现实利用或者财物所有人及保管人在决定将对其进行利用时，能够现实实现利用的一种状态，故其没有时间持续长短的限制。控制说中的控制包含前提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控制”作为“占有”的一种外部表征，故理所当然也就应该具有能作为实现财物所有权的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的前提的“控制”才算得上作为盗窃罪既、未遂标准的“控制”，这种控制应具有排他性，即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控制”。 控制说的“控制”是事实控制，是指财物受到实际支配，财物处于被现实利用的动态控制之中。这种动态控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使用资格，而是一种改变权利人对财物原有的支配关系，建立一种新的行为人与财物之间的支配关系。② 三、控制说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在我们根据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得出认定盗窃罪既未遂的理论应选择“控制说”后，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盗窃对象、手段、环境及条件的不同，正确认定个案的既未遂。总结司法实践，结合社会一般经验和常识，一般有以下几种考虑因素及常见判断类型：③ 考虑因素： 其一应考虑被害人对物的控制权范围的问题。例如盗窃工厂的财物，工厂的权利范围就是整个厂区，在工厂内盗窃工人的个人财物，工人的权利范围就是本人的衣柜、工具箱等。一般情况而言，盗窃分子将财产盗离被害人权利控制范围，也就标志着控制并非法占有了财物，构成盗窃既遂。但是，由于控制范围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复杂性，实践中应加以区别对待。至于在无人监控或无特定控制区的室外，将财产移离原处即为既遂。 其二应考虑被盗对象的特点。被盗财物的性质、重量、体积、形状等不同，盗窃分子行窃时控制其财产的难易程度就会不同，因而认定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可能不同。例如窃取货币，一般只要窃离原处，即为既遂，而其他财产，则要脱离一定控制范围，才属既遂。一般来讲，如果是不能随身携带之物，应以窃出控制范围外为既遂，如果是轻便容易随身携带之物，应以将财物移离原处隐藏于身或随身携带的包内为既遂。体积小、重量轻可随身携带的财物，只要窃离原处或携带身上，即可认定既遂。如行为人将车间或办公室贵重轻便之物放到自己的包内，或隐藏于室内或室外他人不知之处，使原财产所有人失去控制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盗窃分子已经实际上对该财产享有支配、处分权，即构成既遂。而对于体积大或沉重之物，只有将其移离于原物的有效控制区外，盗窃分子才能实际控制而成为既遂。 常见的类型判断有： 1.扒窃的既未遂。一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