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桑坡村庄治理的变迁与发展.docxVIP

建国以来桑坡村庄治理的变迁与发展 桑坂村位于河南省蒙州市南庄市，面积32平方公里。全村1050户，蜂蜜。他相信伊斯兰教。这是孟州最大的回族村庄。该村传统上便以皮毛加工见长, 改革开放后更是凭借皮毛出口业享誉海内外。至1996年, 全村年产值已达5.5亿元人民币, 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村内现有清真寺10座, 男寺女寺各5座, 各寺院所辖教民以解放后生产小队划界为基础, 兼有聚族而分的特点, 其名称分别为东寺 (约1000人) , 上寺 (约1500人) , 张寺 (约300-400人) , 西寺 (约1000人) , 白老寺 (约50人) 。各寺皆设阿訇一名, 社首 (寺管会成员) 3-5名。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委员会负责村内日常党政事务管理。 在对此村为期半月的实地调查中, 我们始终的思考是:任何一个特定人类群体的存续、演变与发展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社区权威, 只有通过他们的有机组织与协调, 群体与其外部环境以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资源交换、信息流转才能相对合理有效地进行, 而群体本身也才能通过尽量减少环境的不可控性与复杂性来增强其内在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就桑坡而言, 从改革开放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经历了经济复苏、起飞到陷入暂时的发展困境等一系列变化, 那么其社区权威是如何在变革中积极博弈、互动, 其相互关系在其间发生了哪些潜在而深刻的变化?不同时期社区精英的权威确立与角色扮演又各有哪些突出特点呢? 一、 国家权力的控制与文化破裂 (一) 桑坡村民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双重进路 改革开放前的桑坡基本上是我国建国后经由国家权力积极模塑出来的数十万个行政村中的一个。从土地改革始, 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逐渐将自然村落中原本长期存在的宗教力量、血缘亲族力量整肃、剔除出社区, 而使原先依附、归属于宗教集体与亲族势力的社区成员变成了彼此毫无区别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社员”。双重或者多重的社区组织力量因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选择与政治偏好而被迫趋向单一, 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成为唯一合法的组织力量, 渗透、贯穿到社区生活的一切方面, 宗教力量与亲族势力因为缺乏新的道德支持与制度认同而被当作“陈腐”、“愚味”的旧事物加以否决、抛弃。桑坡村1947年解放, 1949年进行土改, 1953年改为乡, 成立互助组, 1954年成立初级社,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1968年建立革命委员会, 其间经历了一系列社区权威与秩序的变革和更替。 而从本质上讲, 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党组织向社会基层垂直延伸, 最终控制村落资源的管理、使用与分配权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桑坡自然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这一宏大的政治制造运动, 而所有的桑坡村民也必将随着这一进程逐渐丧失宗教标识与宗族标识。传统穆斯林村落中一直存在的组织力量与互动链条被新政治主观改造与修剪, 一个主要依靠宗教、宗族维系的伦理共同体被政治性地模塑成了一个形式化的经济生产共同体。 在这一共同体内, 基层党组织成为了最具权威性的社区控制力量, 它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权威态势与秩序格局, 掌握着村民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资源, 以“全能性”的姿态介入到了村庄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1, 将传统村治中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自治性的内容统统以“官治”的名义纳入其管理、协调和控制之中, 对村庄集体经济的无条件依附与隶属成为村民唯一现实的选择。新村政凭借其新获得的经济治理手段 (主要是工分评记、口粮分配) 与沿袭而来的非经济治理手段 (主要是“熟人社会”中的舆论与无形压力)1, 达到了对村民前所未有的最严密、最有效的全方位控制。 经历了这一系列变革之后, 桑坡村民对国家权力的态度与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定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浩大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攻势下日益失去其主导地位, 新政治精英的合理凸显与旧权威的被排挤、打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将国家权力牢固楔入了村落基层并得到全能性扩张, 成为影响村政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力量。有意无意间, 村落社区天然存在的地方性、个私性被忽视, 自主性被遮蔽, 村民最终成为了集体经济中毫无自我选择性的“机械关联”的“原子”。可遗憾的是, 新村庄秩序格局的确立以及看起来强有力的改造、整合都无法真正兑现富足的社会理想, 极度的贫穷亦难以给有效、严密的社区控制以伦理、道义的支持。桑坡由国家、社区相对分离的社会形态向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全面渗透的形态转型1, 其绵亘九百年的村落文化在此遭遇尴尬的断裂。 (二) 桑坡社区：宗教至上与商业学校 用以上宏观理论的视野具体考验桑坡我们注意到, 早在元代, 至迟在明洪武年间已有穆斯大在此定居2, 而伊斯兰教无疑是其最具权威性的社区组织力量, 清真寺中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 传播的宗教知识为其提供了社区交流、互动的符号与相互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