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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写者到听读者西方修辞学的听读者地位研究 一、 古典修辞学的“好”与“坏” 西方修辞的极端现象来自古典修辞。早期的古典修辞学是一种口头上有意识的“劝说行为”, 而这一行为的动作发出者就是说写者。说写者通过劝说, 向听读者表述自己的观点, 并试图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古典修辞学最重要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 修辞主要是说写者所采用的一种技能, 修辞格做为修辞的具体方式 (如明喻、隐喻、拟人等) , 成为了这种技能的主要内容, 而说写者本身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西方古典修辞学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时期, 说写者处于中心的位置是有着必然性的。显而易见, 修辞学要以演讲者的话语为例分析问题, 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都聚集在演讲者的“劝说”技巧上。虽然在这一时期, 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已经意识到听众的复杂多样性, 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些复杂多样性是如何影响演讲内容的。因此, 在古典修辞学时期, 人们普遍接受一种“说写者中心论”的观点。而伴随此现象产生的, 便是修辞格的大量使用。演讲者更多地注意到了修辞格的重要性, 修辞格也就逐渐成为了古典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成为了演讲者必备的技能。 除此以外, 在古典修辞学时期, 众多哲学家以及修辞学家都对修辞学的“好”与“坏”进行了争论。典型的当属柏拉图、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修辞是为了讨好听众而使用的美丽词藻, 是一种工具, 而并非艺术。利用感情使听众受感动的技巧是无益的。可见, 柏拉图持有一种“坏”修辞学的观点, 他把修辞和诡辩论、诈术视为一类, 从而攻击修辞学;但西塞罗认为, 一个好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好人, 因而修辞学的技巧必须是合乎道德的, 这也就是给“好”的修辞学提供了一个规范准则;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修辞是‘在任何给定情况下运用已有劝说手段的能力’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他认为修辞与道德无关”1, 从而承认了修辞学存在“好”与“坏”两类。 从以上三位哲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修辞学的“好”与“坏”是它与生俱来的问题, 它是由说写者的人品决定的。一个人品好的演讲者, 会具有很好的道德修养, 因此便不太可能欺骗听众;而人品低劣的演讲者缺乏道德约束, 便有可能欺骗听众, 这样的修辞就成为了诡辩论和诈术。 因此, 在古典修辞学时期, “说写者中心论”的观点将修辞格视为最重要的技巧, 而修辞学的“好”与“坏”之争, 也就将演说者的人品和道德观念变为衡量修辞的准绳。不论是修辞格, 还是演说者的人品, 都具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以说写者为中心, 通过说写者的技巧 (修辞格) 和人品 (说写者本人) 来衡量修辞学的好坏。这种观点的产生, 也就相对地淡化了听读者的角色, 将听读者的地位边缘化。因此, 在这个时期, 人们普遍认为听读者是一种静止的、被动的角色, 他们对译文的理解, 以及对演讲的反馈, 基本上是受到译者和演讲者的指挥。“好”的修辞就会给读者带来“好”的理解, 而“劝说”技巧 (修辞格) 超群的演讲就会带来听众的认可和支持。由此可见, 在这一时期, 读者和听众成了受人引导的、缺乏主见的对象。 二、 修辞学的极端现象及其对读者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 西方修辞学产生了极端的现象。西方修辞学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过分强调“劝说技巧”和做“好人”的现象。修辞活动开始更多地重视华丽的辞藻和仪式上的表演, 而忽视了演讲的内容。某些修辞教学成了辞藻上和仪式上的表演培训。在这样的教育下, 学生们能说会道, 他们聪明灵活, 但不是足智多谋的演说家。在文艺复兴时期, 修辞教育主要是教授辞格, 在话语分析中也分析辞格。在使用中, 辞格往往成了一种单纯的装饰, 而脱离了实用意义。另一方面, “一些智者派或修辞学教师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们可以博得人们的尊敬, 但是却无法说服听众”1;在近代, 也出现了修辞学的极端现象, 例如在美国, 由于人们过分地追求华丽的辞藻, 而不重视内容, 导致了另一种极端现象的产生:“人们开始反演说、反想象、反情感、反感觉, 对修辞完全失去兴趣;在瑞士, 人们甚至视修辞学为洪水猛兽, 视修辞学为引人误入歧途。”1这样极端的发展使得修辞学成了纯粹的装饰品, 实际上这是极端地强调说写者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听众的重要性, 因而遭到了听读者的质疑与抛弃。 修辞学的极端现象有着深刻的意义, 它证实了过多抬高说写者的技巧, 过分重视说写者自身, 就会产生脱离实际, 内容空洞的危险。我们不妨从反面分析, 如果当时修辞学从反面产生极端现象, 即说写者采用过分迎合听众的做法, 从而使得大量演说者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而做背离真理、隐瞒事实的演讲, 那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