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与“放”之间的“无感”透视.docVIP

“捉”与“放”之间的“无感”透视 虽然是一位擅长于“小叙事”的作家，其作品论体量难言宏大，论手法不够先锋，论“身段”似欠时尚，却有对生活和人物的精细观察和把握。“小叙事”不同于宏大史诗的书写规模，在反映急剧变革、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却未必没有优势，其价值类似于础润而雨，月晕而风，通过描摹底层生活的细流微澜，以小见大，滴水映日，展示时代气象的晴雨图景。在这方面，虽然轻车熟路，并十足自信。 有出京剧叫《捉放曹》，取材于《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的一段落魄而惊险的逃亡经历。这篇题为《捉放娜》的小说，只是借用了《捉放曹》的字面意义，如果硬要进行互文比较，也只是能够找到两个叙述节点，就是一干人先是把崔娜气鼓鼓地从张家“捉”回来，然后又灰溜溜地将其“放”回去。 《捉放娜》的故事不很复杂，却也绝不简单，若追根溯源，足以撑起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特别是小说里一些重要人物，不是不可以大做文章的。比如二婶，在小说里无名无姓，无身份无来历，甚至连最常见的农民工都不是，充其量只能算是盲流。这么一个川妹子，十五岁时怎么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冀中平原的崔村？一纸婚书都没有，就嫁给已经五十岁的二叔，并在十六岁那年成了崔娜的母親？其间必有一段曲折、离奇的过程。比如二叔，五旬老汉，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如何就娶了仿佛从天上掉来的川妹子？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写出来并不离谱，读者也会买账，虽然却一概略去，跳过来龙去脉、命运谜团，干脆利落地处理成了短篇，她的叙事目标很明确，一心一意围绕崔娜的当下困境展开故事。 为什么要“捉”？不捉不行了。崔娜是二叔的女儿，二叔又老又病，崔娜也就一直处在散养状态。按说二婶是崔娜的亲娘，轮不到旁亲操心，但二婶徒有其名，崔娜就跟没这个娘一样。小说一开篇就交代了：“从嫁入崔家我就没见过二婶。她既不像是死了，也不像是离了，到底去哪了，谁都不肯说。”何以“谁都不肯说”？潜台词大概是崔家丢不起这个人。 如此这般，崔娜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庭长到了十六岁。这是花季的十六岁，也是毫无诗意可言的十六岁，这个年龄的崔娜本应对未来满怀憧憬，却一步步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崔娜成了二婶的翻版，没心没肺，游手好闲，四处晃荡，早早地谈恋爱，在学校里麻烦不断，只对在网吧里玩游戏有兴趣，书读不下去了，就在外面超市打工，还与男孩子同居，就连十六岁怀孕，都与母亲的过往如出一辙。周围亲戚跟着提心吊胆，又焉能坐视不管？ 大家以二叔病危为由，好不容易把崔娜从张帅家“捉”回来，却意识到情况更糟糕。二叔病危的日子，人们发现崔娜居然怀了身孕，怀的这个孩子还可能不是张帅的，究竟是谁让崔娜怀了孕，她又不肯说。这年月，崔家早已同许多百姓一样，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不仅崔村，无数像崔村一样的农村，已经不再是过往的乡土社会形态。千百年来的乡土中国，曾经一直是静态的、封闭的、保守的，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注定也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俱往矣，如今中国乡村社会正朝着城乡一体化迈进，农村人的许多想法已经与全球化世界无缝接轨，在两性关系和婚姻观念方面，崔村并不落后，宽容度也是前无古人的。不过，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少女婚前怀孕，如今无论在法理或伦理层面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无缘无故地非婚怀孕，在社会大众舆论眼里，毕竟属于道德污点，一般人当作段子聊聊就罢了，对于婚娶的当事人一方，就很难容忍。 这意味着，“放”崔娜回张家，无法做到“完璧归赵”。张帅的父母张大彪夫妇不是省油的灯，发现崔娜怀孕的日子对不上，开始变卦。这也无可厚非，没有谁愿意接受一个不明不白的儿媳妇。有人推荐了县里退休居家的一位老局长当“救世主”，事情才有转机。把崔娜如愿地“放”回去，完成了张、崔两家各取所需的妥协。有了这个结果也算是万事大吉，以至于结婚前夕，面对崔娜母亲的突然来临，三姑的一句“过去的事都不要提，掀过这一页。全是穷闹的”，算是圆满收场。 崔娜的生活如此千疮百孔，对于未成年的少女，十有八九是要崩溃的，但崔娜不会。崔娜这种人格类型难言属于个案。转型期的动荡社会大潮中，人患有“无感”症，并非孤立现象，也不会偶然发生，而是有着深刻的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关联。世界文学史上有相似的人物形象。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曾有被称之“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碌碌无为的“多余人”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二十世纪中期“二战”后的美国文学，也曾出现过身着奇装异服，蔑视传统，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的“垮掉的一代”形象。虽然笔下的崔娜，以其“无感”，表征了一类人的性格心理，无所事事，行为慵懒，内心没有目标和动力，对日常痛感毫无反应。无奈的是，这类人格症状，不属于青春期的叛逆，也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是“无知者无畏”，不是看破红尘，不是破罐破摔，就是“无感”，不懂得害怕和畏惧，貌似“以不变应万变”，实则浑浑噩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