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储备肉政策价格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基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比较.docx

? ? 国家储备肉政策价格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 基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比较 ? ? 谢晨，文洪星 国家储备肉政策价格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基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比较 谢晨1，文洪星2 （1.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14； 2.广东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320） 在传统理性预期商品储备模型基础上，将适应性预期引入商品储备模型，并采用门槛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两种预期形成方式下国家储备肉政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市场主体预期形成方式不仅会影响储备肉政策的作用效果，还会改变其作用形式，理性预期下，储备肉政策以“即期冲击”形式作用于价格调整，适应性预期下，储备肉政策以“滞后冲击”形式作用于价格调整；以猪粮比价为启动信号的缓冲式储备肉政策对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发挥了“蓄水池”作用，当猪粮比价高于8.25或低于5.64时，政府储备吞吐使得生猪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回调速度更快；收储政策的价格调控效果优于放储政策，使得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时的回调速度存在非对称性，呈现“易升难降”现象；无论是收储政策还是放储政策，理性预期下的价格调控效果都要优于适应性预期下的调控效果。 储备肉政策；价格调控；主体预期；作用机制；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1985年以前，我国生猪市场一直实行计划流通体制下的国家定价制度，生猪及猪肉价格相对稳定。1985年开始，国家逐步放开生猪派购价格管制，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自由流通体制，此后生猪价格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了平抑价格波动，从2007 年开始国家启动“低价收储，高价放储”的缓冲式储备肉政策①（下文简称储备政策）。理论上，这种“低买高卖”的缓冲储备机制对于稳定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在目标价格带以内的猪价稳定具有积极作用[1]。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储备政策的调控效果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陷入“越调波动越剧烈”的怪圈，尤其是非洲猪瘟爆发以来，国家已经多次投放中央储备肉，然而猪价却依然居高不下，引发学界对政府调控政策的质疑和反思。因此，借助科学的方法对国家储备政策的价格调控效果进行定量评估十分必要。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储备政策的滞后性、不连续性、储备能力不足等原因，政府价格调控并没有实现预期政策目标[2-4]，甚至反而加剧了猪价波动[5-10]。如黎东升和刘小乐采用HP和BP滤波法对比分析了我国储备政策实施前后生猪价格波动特征的差异，发现实施后我国生猪价格周期波动振幅较之前有所放大，同时波动周期逐渐丧失规律性，由此认为政府储备调控对平抑生猪价格波动作用不显著[4]。潘方卉和蔡玉秋采用平滑迁移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储备政策对生猪产销价格间非对称传导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储备政策不仅降低了生猪产业链纵向整合水平，而且增加了生猪产销价格间非对称传导发生的概率，破坏了生猪产销价格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实施效果并不理想[9]。吴登生等采用ICSS结构变点算法和Chow检验，发现政府储备调控虽然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生猪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分布，但长期内并没有起到较好的调节效果[10]。 文献梳理表明，以往研究大多通过对比储备政策实施前后生猪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变化来判断调控效果，然而，诸多宏观经济数据（如GDP增长率、价格的周期性波动）都存在非线性转换特征[11]。这意味着，在生猪价格的上涨、下跌和平稳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12]。事实上，在上述三个阶段所采取的储备政策也是有差异的。忽略市场和政策本身的差异性特征，简单比照政策实施前后价格序列特征的变化很难回答储备政策的“成败”，也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政府储备的价格调控机理，或者说“成败”的原因，因而也就不能对储备政策的价格调控效果做出准确评估。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生产通常存在时滞性，这就涉及到生产者预期问题。因此，在分析生猪价格波动时，除了考虑储备政策本身的有效性外，还应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及预期形成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与欧美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方式不同②，中国生猪市场的典型特点是散养与规模养殖并存，且以散养和中小规模养殖为主。“小而散”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者素质和专业化程度较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他们往往采取试错式预测，对市场的理性预期能力较弱。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差，容易造成“追涨杀跌”，从而盲目调整生产。因而，在构建我国生猪市场储备模型时，要结合本土市场特征来刻画市场主体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拟从市场主体预期形成方式出发，分别建立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储备模型，考察两种不同的预期形成方式下储备政策调节生猪价格波动的作用机制及效果，并采用门槛误差修正模型（Threshold Error Correction Model，TECM）进行经验验证。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体现在：一是研究内容上，主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