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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凡民皆兵制度再考 征兵是汉代最重要的征兵方式。但过去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比较薄弱,有些论著对此虽有涉及,然或过于简略,或众说莫一。有关当时兵徭服役的期限问题,笔者曾经撰文谈过一些初步看法。本文拟就史家在研究汉代征兵制度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分歧问题进行粗略考索,意见不一定成熟,目的在于引起同仁的重视和探讨。 一、 “凡民皆兵”并无必然规定,这也不一定是“兵制” 汉代是“凡民皆兵”抑或部分人为兵?对这一关系到当时征点对象的重要问题,过去不少人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最早提出汉代“凡民”为兵者似是宋人陈傅良。他在《历代兵制》中说:“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二(“二”当是“一”)岁为材官、骑士”。其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随从陈说。近人刘公任则在《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一书中,对陈、马的观点加以发挥,他说:在汉代“凡属人民,无论公卿子弟,博士郎中,民众、大夫,一律服役;大家都同样受训,而且都同样应征。……这是最公允平等。人人都是已练之兵,人人都可由主管机关征调;那么,不仅是寓兵于农,简直是凡民皆兵。”此类说法,流传久远,直至今日信之者仍多。 汉代是否普遍实行征兵制?“凡民皆兵”实行的程度如何?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时,需要结合史实作些综合考察。 首先要说明者,汉代确实有过老弱参战、高爵应役的情况。如《汉书·高帝纪》:“肖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汉书·吴王濞传》:“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又《汉书·贾谊传》:“令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但是要看到,这些都属特例,而不是汉代一以贯之的通制。肖何发关中老弱诣军,是在“楚汉战争”的非常时期。吴王动员二十余万老幼参战,是在“七国之乱”的紧要关头,为了反抗中央,倾尽全力孤注一掷。至于文帝之时下令“虽有长爵,不轻得复”,则是在“西边、北边之郡”,匈奴骄侵,形势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是发生在战时,非经常性举措;二是发生在边郡或局部地区,不是全国皆然;三是往往带有突发性现象,并未形成制度。若以此为据,论定汉代在全国普遍实行了“凡民皆兵”,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论者提出汉代“凡民皆兵”的根据,似乎主要是《汉旧仪》。所谓“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此处断句,未从众说。——笔者)这条材料,当然是反映汉代兵制的一个得力依据。但这里我们所应注意的是:《汉旧仪》只讲了“民年二十三”岁起役为兵,而未同《历代兵制》所说:“凡民二十三”起役为兵。后人陈傅良在其中加上个“凡”字,未免有碍原意。《汉旧仪》中“民”,是个泛称,并未计量。一部分民也可说是民。这里的“民”,不等于“凡民”。“民”与“凡民”二者当有广度和深度之别。汉代的“民”,到了“始傅”年龄之后,有的要服兵役,有的则可免役。“民年二十三”为兵,并不反映“凡民皆兵”的内涵;事实上也非完全不分阶级、不分对象人人服役。因此,用《汉旧仪》材料来说明汉代“凡民皆兵”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那种认为“无论公卿子弟,博士郎中,民众大夫,一律服役”,“凡民皆兵”的说法,是对《汉旧仪》材料的一种误会,他们在理解上将“民”的范围予以延伸和扩大化了,同时也是未察制度背后的实质性内容所致。至于《历代兵制》在这问题上修正《汉旧仪》,而注入“凡民”字样,则是陈傅良别有意图。可以说这与他主张“寓兵于农”的兵制观有关。或许还有“为宋事立议”之嫌。 《汉旧仪》中的“民”,即如有人那样理解为“全民”,也不一定当时就普遍实行了“凡民皆兵”。因为封建法律的具文规定与实际的贯彻执行,往往是有差距的。事实上,在汉代征兵制度的背后,封建政权对官僚地主有许多特殊政策,有许多人是不在征点之列的。如汉制规定:大凡宗室属籍及诸侯、功臣的后代可以免役;有官籍、俸给六百石至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免役;享有一定爵位者和博士弟子、甚至能通一经的儒生也可免役;民有车骑马以及入奴婢、入粟者,都可以免役。所以,徐天麟在《东汉会要》民政条中说:“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也。然西京时,或以从军、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经,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后以至民产子者,大父母、父母之高年者,给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复,其间美意至多”。汉代复免兵徭的面相当广泛,只要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大都有权不服兵役。他们享有免役优待的类型殊多,有的终身免役,有的全家免役,有的则世世免役。有的地主阶级即使暂时没有复免特权,也是可以出钱“买复”的。故《史记·平准书》云:“(武帝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又《汉书·元帝纪》也说:“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给中外徭役。”这里提到的“民多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