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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三大词的经典 严迪昌先生在《清史》和《清史》中多次强调，地域、家庭、流派和群体研究应成为清代诗歌研究的三个主要视角（p5）（p12）。二十年来,学界对此作出了相当有力的呼应,涌现出一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其中,近代词研究也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但就整体来说无疑还留有大量的“盲区”,不但诸多大家名家的词集尚未得到完善的整理,文献方面还不具备深入研探的基础,理论认识层面也还有诸多盲区和误区需要填充与反拨。有鉴于此,本文选择“清代三大词薮”之一的苏州作为观察对象,试图从地域角度对近代词界的状况进行一点有益的探索(1)。 清代文学史的所谓“中叶”与“近代”界限其实非常模糊而难于截然划分。依照近代历史1840年的分期固然简便,却因遽然割断文学史程间的内在联系而易滋错讹,此一点学界已渐有争论。考虑到词史的特殊运程,也考虑到社会史与文学史间的不同步性,本文拟采用严迪昌师的说法,以道光十年(1830)周济重刻张惠言《词选》为近代词史之上限(前言)。词人则参考其创作活动旺盛期及对后世的影响综合而论,如陶梁仅幼于浙派“殿军”郭麐五岁、清中叶名词人彭兆荪四岁,但考虑到他逝世已在咸丰七年(1857),宋翔凤虽也仅小陶梁五岁,但逝在咸丰十年(1860),对近代词坛都有着巨大影响,故不列入“清中叶”,而放在本文中一并绍述。 一、 “后中药七子”对陶氏词法之影响 学界往往将主宰近代词坛的常州词派年限上推到张惠言与张琦兄弟嘉庆二年(1797)编辑《词选》时,就文学流派构成的诸要素而言,这一点似不应有异议。但需要指出,在歙县金氏坐馆的一在野文人张惠言生前以治虞翻《易说》及桐城古文著称,为著名经学家及“阳湖文派”宗主,其自身的词创作,包括后来名声显赫的《词选》则尚未引起词坛的广泛注意。常州宗风大畅是在三十余年之后,即前面提到的周济重刻该书以及他自己的《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刊版之际。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浙派”依然高踞坛坫,牢笼百家,虽然逐渐式微,路径越走越窄,却仍有着大批词人从各种角度参与整合和试图挽救之。郭麐是代表,陶梁和“后吴中七子”也是应关注的重要人物。 陶梁(1772—1857),谱名惟梁,字宁求,号凫芗,长洲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著有《红豆树馆词》八卷,辑编《词综补遗》二十卷,《畿辅诗传》六十卷,别有著作多种。凫芗成进士前,曾馆于王昶邸中,助辑《国朝词综》、《湖海诗传》、《金石粹编》等巨帙,中晚年偕高位聚集书画,延纳才士,故为王昶后又一大风雅盟主。又以八十六岁之高寿,身际乾、嘉、道、咸四朝,目击亲闻清帝国自隆盛转入衰颓之过程,因而比王昶尤具认识意义,乃是晚近词史转捩人物之要员(P1)。 陶梁早中期词以朱彝尊、厉鹗为楷范,风格“幽洁妍靓,如水仙之数萼,冰梅之半树”(王昶《红豆树馆词序》),纯是浙派家数。至晚年而词风渐化,豪腻兼取,有“连取情人成眷属,苏柳何分门户?把肝膈、从中倾吐”(《贺新郎·高爱吾孝廉有词见寄……》)之超卓认识,赠姚椿《摸鱼子》亦有“算叔夏超玄,稼轩豪迈,千载有同调”之语,对苏辛之壮美真纯颇感心仪。其自作亦随之渐趋宽大境界,唯才情、际遇所限,成就尚不能称超轶。其词之佳者如《甘州》,是感怀早年创作历程之作,声情多幽清绵渺之致,是得力于张玉田之“超玄”而能融化者。词前有小序云:“浙西山平水远,余往来吴兴、槜李间,扁舟一叶,溯回上下,或倚棹微吟,或推篷觅句,慢词小令,得之水次居多。秀水友人吴君竹虚为作《客舫填词长卷》,因倚此调。”词云: 记江湖、听雨十年情,漂泊只扁舟。对空山古驿,寒烟冷树,此意悠悠。忘却故乡何处,飞梦到闲鸥。载取孤灯去,还载离愁。独自微吟拥被,和一声渔笛,唱过薲州。恁销磨艳冶,不似少年游。且休问、红楼柳色,被西风、吹作一天秋。芳心远,五湖归好,无奈勾留。 另如《探春慢》为悼挽王昶及彭兆荪等旧游而作,沉郁情深,集中如此诚笃者甚难得,不徒词序之可备一时史料也。 陶氏词小序颇多,篇幅也长,纪人纪事不厌其详,可为治词史者取资。追溯渊源,自是步武姜夔、周密之故迹,其后也影响及郑文焯等。然而就其自身阅历性情来说,则是有意“排比敷陈”的史家意识在起作用。王柏心《红豆树馆词跋》即据此赞肯其“综贯生平,标举志行,若年经月纬,粲然可睹”,以为“开昔人未辟之町畦”。去除其中溢美的成分,对其追求“恢廓”之“变”的用心还是体会得恰切的。严迪昌师如此评价这位词艺并不特别杰出的词人:“能见‘变’,即可贵,能于门派陈见中解缚自出,则尤难得。审察词人之历史地位,当持此种尺度和眼光。”(P2) “后吴中七子”是指朱绶、沈传桂、沈彦曾、戈载、吴嘉洤、王嘉禄、陈彬华等七人,时称词界之“吴派”,其实底子里乃是“浙派”友翼,影响也不仅限于苏州一邑(1)。七家行迹大略如下。 朱绶(1789—1840),字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