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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风险的成因及治理|高利贷风险 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最活跃地方，又是“炒钱”最成风的地方之一。温州民间借贷时至今日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高息借贷，而且进一步演化成了高利贷。它渠道隐秘，规模难以统计，其单体规模变大后，资金渠道变得复杂，背后往往连接着金字塔式多层次集资关系，因此，连锁反应、传染性也就难以控制，高风险、不可控性突出。 利率畸高，任何回报都难以承受；无期限、契约约束，随时会抽贷，使企业资金链断裂具有突然性、爆发性。因此，用高利贷维持企业资金供应不具有可持续性，企业资金链断裂是势所必然的。 本次温州民间信用风波主要就是民间借贷自身隐含风险恶变后破坏性大暴露的结果。 四大恶变路径 经过多年的酝酿，前期崩盘的温州高利贷呈现出以下特点： 阶层化，全社会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主要是由一些市民、小业主、各类融资、垫资、配资中介，所谓基金等群体参与；规模化，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2011年中，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以上，其中相当部分为高利贷；职业中介化，主要由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旧货调剂行及个人掮客构成；常态化，一些人将放高利贷作为投资赚钱职业和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方式，并且有相当部分涉众、涉公（如部分公务员和少数金融从业人员）、涉黑（利用黑社会力量与手段催债、逼债）。 高利贷的上述特征容易滋生社会金融双重稳定问题，引发社会金融风险，其风险恶变路径主要可划分为四条： （一）单体规模变巨大 从温州本次民间信用风波来看，已出险的企业或个人大部分涉及巨额高利贷，如从事眼镜、太阳能企业信泰集团民间高息借贷多达12亿元，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民间集资多达23亿元，永嘉施晓洁以共同投资放高利贷8.55亿元，瑞安星宝集团民间借贷也多达十几亿元。 这些高利贷单体规模变大后，无论涉足的是企业集团还是个人，其财务状况迅速恶化，通常是资不抵债，偿债能力欠缺，完全无法负担高额利息。即使政府出面协调处置，也往往因资金窟窿过大而难以化解。 （二）连锁性变强，涉众突出 从本次温州民间信用风波诸多案例来分析，高利贷案多涉众，群体影响面广泛。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债权人多达一万多人，施晓洁、王晓东等案涉及前、后手也多达几百人。这容易导致聚众闹事、上访、非法拘禁等群体性事件。 风波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为主，扩散为民间借贷链条断裂、中介倒闭、债务纠纷较多。截至2011年底，全市原有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中，6家出险。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受理数量（不含银行借贷），9月为1207件，10月为1126件，11月为1241件。 （三）资金渠道隐秘而混乱 高利贷风险恶化还表现于资金渠道上的混乱，不再是以往自有闲散资金，而是由社会集资，银行个人贷款或房产抵押贷款转化而来。 无论是温州立人教育集团、瑞安星宝集团还是永嘉施晓洁案，背后多涉及金字塔式非法集资或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渠道十分混乱，开始时的清晰债务链已变得十分模糊，转手环节多，债务关系趋于交错复杂。连环债、多重债、多层债、多人债形同乱麻。 （四）利率畸高，以超高收益引诱社会公众 部分高利贷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典型的庞氏骗局。如永嘉施晓洁于200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向胡某某等20余人以共同投资放高利贷，以月息3分－7分为诱饵非法社会集资。泰顺的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则以月息3分至5分向全县教师与部分公务员集资，金额多达20多亿元。 由于利息畸高，放高利贷者往往是连本带利重新投放再次周转，连续滚动循环，因此，一旦集资者卷逃，则血本无归，原先赚的高息也可能打了水漂。由于是利滚利，借方最终不堪重负，集资者往往是利用后手集资还前手的集资利息，最终无法维持资金链，直至崩盘。 分步防控 高利贷风险的显现可分为五阶段。无风险——风险积聚——风险苗头——风险爆发——酿成危机。为此，监管者要做好风险监测——风险提示——风险报告——风险预警——风险处置等工作。但由于在第一、二阶段，风险十分隐蔽，或只是处于隐患阶段，因此，要监测或评估其风险程度往往十分困难。 在高利贷风险形成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只要加强防范，适当提高风险警示即可有效遏制。但越到后期阶段，其发生具有很强突发性，危机酿成往往不可预测，危机爆发破坏力又比一般初期阶段预估要大得多。而且，在苗头阶段对高利贷风险的评估往往缺乏技术性支持，评估失准频率很高，往往轻视了其杀伤力。 尽管高利贷风险的表现形式各异，但仍有迹可寻，常常表现为：“炒”钱乱象——标志性事件——资金大窟窿——信用环境破坏——信心丧失。引发风险大爆发的导火索则常在于：一是整个资金链条中某一环节脆弱崩断，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二是金字塔中某层次高利贷传销会员无力承担资金筹集，导致整体崩塌；三是某一突发事件引发，如立人教育集团“重组”，突然宣布停止一切本息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