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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生命信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意蕴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核心。一般说来,被作为哲学讨论的命题往往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延展性,可被借鉴和运用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其不仅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赖之生存和积淀的土壤。这个概念最早是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1 “天”“人”“道” 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糅合阴阳五行学说于他的儒学体系中,创建了一整套完善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董仲舒看来,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在形体上是一样的;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天有阴晴风雨、人有喜怒哀乐,情感上是一样的。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除了具有自然界的含义之外,从更深层面理解还有最高主宰神灵性的含义。中国古代帝王常有封禅、祭天这样的隆重仪式,就是为了表达对最高神灵——“天”的无限敬畏、虔诚之情,以祈求上苍能降福于万民,保证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灵物)崇拜思想在主宰帝王们的举动,是以宗教的情怀来看待天地的。“天”能够与“人”相通,“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授命于君主,统治天下,君主循“天道”而行事,拥有世上的绝对权威,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君权神授”思想。因此皇帝是替天行道,又被人们誉为“天子”,神圣不可侵犯,具有生杀予夺的一切权力。“人”与“天”相对,是主体意识、主观精神的含义,既有所特指生理肉体的自然之人,又泛指人类社会。 董仲舒之“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即表明了人类和自然应处在一种和谐共融的关系中,“一”代表了一种完美、圆融的至高境界。以一计十中的“一”代表了“十”,而“十”在中国的数字文化中就是十全十美,代表最完美的状态。“天人合一”的思想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在中国,“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既不像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像对自然物的征服改造。所以,“天”既不必是“人”顶礼膜拜的神圣上帝,也不会是人征伐改造的并峙对象。从而“天人合一”,便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和崇拜。 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实是来源于孟子的心性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三者都统统归一为那个无所不在的“道”,他认为天道运行,化生万物,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能与之相通,但它更强调以此作为一种修炼的手段或境界。儒学虽然也讲求“天人合一”,与道教不同的是从“理”的层面去追求。而汉儒和宋儒的“天人合一”之说也是有差异的。汉儒的“天人合一”是为了建立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这里的“天”实质上是“气”,是自然;而宋儒的“天人合一”则是为了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这里的“天”则主要是“理”,是精神、是心性。所以前者是宇宙论即自然本体论,后者是伦理学即道德形而上学。 2 “人”“乐”之本质 从整体上而言,“天人合一”就是把主客体紧密联系在一块儿,泯除物我彼此界限,通过这样一种认识方式从而建立起了中国特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而在西方传统观念中,人、神、自然三者之间都是主客体泾渭分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西方与东方相对立的美学思想即是“神人合一”。因为西方宗教的主旋律是神灵世界,神、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则并没有形成本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加注重于现实世界的实用理性的国度。西方文化曾被称为“罪感文化”,原罪论影响深远;而中国文化则被称之为“乐感文化”,礼乐文明由来已久。孔子云:“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地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因之,“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它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由于有“天人合一”思想作基础,能上通于天的乐,也就可能深入到体现着天道自然的人的内心,从而因其娱神功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成为他们维护阶级统治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们为了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往往是借助于能够与天地交通的乐来彰显人性。因此,这两种文化和“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尽管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神人合一”在意义上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却在美国著名美学家阿恩海姆的审美心理学理论“同构”说中找到了知音。同时毕达哥拉斯的大小宇宙说也和天人合一的理论有某种类似之处。他提出了“小宇宙”(人)类似“大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