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的通敌叛国与清朝的应对.docxVIP

鸦片战争时期的通敌叛国与清朝的应对 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汉人”一词出现了。清人在《汉奸辨》中说:“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所谓真汉奸,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p49)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今指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汉奸有两个特征:1.主观上有投敌叛国、甘为敌用的故意;2.客观上有危害民族利益、通敌叛国的行为。两个特征都具备的就是真汉奸,简称汉奸;为势所迫、为敌所用而非真心为之的是假汉奸,假汉奸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汉奸古已有之,近世亦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甲午战争中汉奸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 通过叛徒向敌人投降 甲午战争时期,汉奸的卖国行径表现在: (一) 军引日兵,进取金是日提高对外交流的重要手段 日军经常用小恩小惠诱使那些没有民族气节的败类为其海陆军引水引路,攻击清朝军队。在山东成山,“倭船中有一华人,改西装,在彼船作舌人”(上册,p330)。在海州,“倭以钞票诱沿海渔户,令作向导”(p96)。由此可见,诱之以利,是日军收买中国人做汉奸的重要手段。 日军出国作战,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了解有限。虽然中日“系同文之国”,长相“与华民相类”,(p3566)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华人与日人“语言不通,加之风俗习惯相异”(p561),若没有汉奸的帮助,日军的许多军事行动将难以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汉奸引路引水,就成为日军战胜清军的利器。在大高岭的战斗中,“奸民黄连群之子引日兵乘夜劫营,统领永山死,全军退驻东北分水岭”(p2)。在台湾保卫战中,陷入重围的日军雇佣罗金来为向导突围求救,他们“五次通过敌军步哨线,每次都有十二三哨兵持枪而来,一一盘问。当地人(罗金来)巧妙应付”。日军之所以能够通过我方防线,实归功于“当地人之机智”。(p545)由于情报及时送到,被围日军得到援助而突出重围。 (二) 被倭国华回粤投资 与清朝相比,日本地小人少,大规模侵清显得力不从心。利用汉奸“以华攻华”则可以做到一箭双雕:既可减少日军伤亡的人数,又可削弱清朝的抵抗力量。这样,一批为日军招兵的汉奸应运而生。据《申报》1894年12月21日记载,广东新安县的黄亚池被捕后招供说:“向在东洋贸易,与倭人稔熟。倭国地狭人稀,兵不足用,遂嘱我等回粤代为招兵。同党共十余人,拟每人招二百名,每名月给粮洋二十元。同党已分赴各处招募。”又据《申报》1895年8月18日报道,肇庆府恩平县绿林豪客吴国华被招安后投效台湾,“今春奉台抚唐薇帅札委回粤招兵,前后数次,共招集勇丁数千人皆在中途贩与日人”。为倭招兵的汉奸北到盛京南到广东,几乎各处都有,甚至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京津也不例外。 日军经常抢掠中国男子当兵。在辽东花园口“各处抢掳壮丁,将脸漆黑,剪断头发,改该国装束,为打头阵、挡雷炮之用”(下册,p318)。在台湾九芬桥之战中,“倭人督我奸民三、四百人来攻,每十二人一队,两倭兵持刀督其后”(p96)。大量华人被迫加入日军,成为日军与清军作战的先锋与牺牲品。诚然,为倭招兵的定是汉奸,但为倭当兵的并非全出于自愿,有的是为势所迫为敌所逼,这些人是假汉奸,他们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并且应当从宽处理。 (三) 创建高校学生情报的东南角 充当内线、捕杀抗日志士是汉奸的一大罪状。台北义军首领吴德福“誓死收复台北城”,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中日“语言相异,相貌有别,以日本人终究无法深入探知此事”,日军乃收买某人做汉奸,某人骗取了吴德福的信任后,设计将吴德福等骗到大稻埕某人的家中,“于是九名阴谋者全部落入我军手中”(p562)。 见利忘义,为日军搜集情报的汉奸人数众多,危害最大。这类汉奸,上至清政府军机处的官员,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战前,日谍神尾“在天津收买一名清政府军机处官员,通过他源源不断地获得军机处大量情报”(p11)。据记载:“倭人间谍时在天津,贿我电报生某,得我行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p17)是为高升号事件。关于高升号事件的起因,亦有学者认为是日谍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所书办刘芬处得到了高升号轮船的起航时间。(p14)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汉奸透露了高升号出航日期的信息。平民百姓为日军搜集、传递情报的也不乏其人。为了报酬,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汉奸大有人在,但也有特殊情况,如四川提督宋庆所部在复州捉获一名为日军侦探军情的金州人张某供认:“倭酋扣其父,而使其侦探:官兵何人在何处”(p61) (四) 向东北部官员捐献金 在辽东半岛的宁锦关津、海城及山东成山,有很多卖粮济倭的奸民。据传言:“我国奸商代渠办伙食等物者亦不少”,郑观应致信盛宣怀称“昨于公司内搜出米二千余包,椰菜数百担”。(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