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门下省封驳职能的演变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docxVIP

唐前期门下省封驳职能的演变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在过去的10年里，关于三省制和下属制的著作很多，刘后滨在唐代研究了夏末制。1作者在大量吸收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属于中书门下体制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对唐代门下省封驳职能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2笔者读后一方面获益良多,但该书中对封驳的概念、唐前期门下省给事中的职能转变、唐代制敕文书的异同与大小界定(包括日本学者相关结论),以及对相关史料的理解等方面,尚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切磋探讨的问题。 唐代门下省职掌封驳以天子名义发布的制敕诏令,是中古时期国家制度中的一大亮点,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乾吉从唐代贵族政治的研究角度指出:门下省是体现这一政治特征的代表机构。门下省给事中利用封驳职掌,对那些不合时宜的天子诏敕有权封还。3其后,铃木虎雄发表文章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唐代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也有拒绝执行天子与宰相意见的权力,而给事中虽然具有与中书舍人类似的权力,但是据《新唐书·百官志》“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的记载,给事中的职能仅仅是“涂窜而奏还”,唐代诏敕正式颁布前能够进行反对的是中书舍人,所采用的方式是“词头封还”4。70年代,砺波护详细论证了制诰的形成过程,考察分析了铃木论证唐代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史料根据,即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指出白居易所记封还词头的事例在唐代只是一个特例,并不代表唐代中书舍人的一般职能;铃木的研究忽视了唐宋间政治社会存在差异的客观因素,宋代中书舍人职掌封还词头是在宋代政治社会环境(君主独裁政治)中形成的,而唐代给事中掌有封驳权力是中世贵族社会的必然产物。5此后,中村裕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唐代封驳制度的具体运作也多有涉及,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6 一 门下省职掌与封驳的职能转变 《体制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唐代政治体制以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为标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唐朝宰相制度的变化,还标志着中古时代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变化”7。基于这一认识,作者阐述了如下观点: “封还”与“封驳”是两个概念,封还针对下行文书即皇帝的制敕,驳正针对上行文书即百司奏抄,合起来成为“封驳”……由于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及因此带来的给事中职权的转换,到了唐代中后期,门下省除了“过官”等少数审读奏抄的程式还保留外,少有对上行文书的审读,给事中的职掌重心也从审读上行文书为主转为对制敕下颁过程中的执论封还为主。宋人根据中唐以后和宋朝当时给事中的职权,将“封驳”仅仅理解为对于下行文书的审查,理解为对中书省草制权的制约,实在是对唐前期三省制一个极大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可谓贻误千载,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为其所蔽。如司马光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资治通鉴》中将上引贞观元年太宗对王珪的那段话改写为:“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将“执论”、“执言”改写为“驳正”,并将原本针对奏抄而言的“驳正”理解为针对诏敕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大量的宋人著述中都可见到。由于对“封驳”的片面理解,致使宋人对三省制的理解也停留在“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分为二省,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这样一种笼统的概念上。8 根据笔者的理解,上述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唐前期的封还与封驳为两个概念。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由于给事中的职能从审读驳正上行文书转变为封还制敕,封还与封驳趋于同义。其二、司马光等宋人将封驳对象仅理解为对制敕文书的审查以及对中书省草制权的制约,是对唐前期三省制极大的误解,以致延误至今。历史的发展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逐一考察与上述结论相关的史料记载。 封还一词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为汉代时期,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史料有以下两条:《汉官旧仪》卷上:“诏书下,朱钩施行。诏书下,有违法令施行之不便,曹史白封还尚书,对不便状。”9《汉书》卷八六《王嘉传》: 上因托傅太后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嘉封还诏书,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10 根据这两条记载可以明显看出,封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退还行为,封还的同时还要“对不便状”,还要“因奏封事”,即须附上具体理由说明。而封还的理由,也就是封还者的反对意见。同样的事例还可见《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注云:“时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栗,争为苛刻,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从这条史料的文脉上也不难看出,在封还一词的语境中即含有驳正的意思,汉代的封还与唐代的封驳,在语意上完全相同。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封还与封驳也是作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