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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恐与媒介反恐一个新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中国公共安全领域经常发生社会恐慌，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潜在的安全风险过于担忧，高度重视自己真正的安全风险。因此，群体性恐慌是非常常见的。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植根于混乱和社会问题的混乱。在客观效果上看, 社会恐慌的非理性传播不仅没有真正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 反而有可能增加新的社会安全问题, 这就值得新闻传播学者进行系统的理论反思和对策研究。 一、 社会恐惧在当下的“过度传播” 201 1年3月1 5日起, 受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事故引发, 在中国大陆戏剧性、突发性地出现了一场大面积抢购食盐的谣“盐”风波, 尽管谣言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 但是由此暴露出的问题依然引人深思。这不过是社会恐慌在当下过度传播的一个最新典型案例。探究这场社会恐慌爆发的源头,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日本本土最可能造成灾害应急商品短缺的条件下并没有发生食盐抢购行为, 为什么反而在隔海相望的中国, 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发生了全国性食盐抢购风潮?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一、荒诞无稽的谣言其内在传播机制如何起作用?大面积的社会恐慌究竟是如何引发并迅速传播的?二、政府、媒体及相关企业在谣言应对方面, 究竟有哪些得失之道值得总结研究?政府面对此类社会恐慌要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 培育应对各类复杂危机的健康社会心态, 减少乃至避免社会恐慌过度传播现象。 二、 社会恐惧的界定 检索中国知网 (CNKI) 关于社会恐慌或其与媒介、传播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 对于社会恐慌有多种层面的概念界定和意义解读。一种观点从健康传播研究的视角认为“社会恐慌是心理疾患的急性发作”, 是“认识上的病症”, (1) 即认定社会恐慌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最多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恐慌与媒介传播关系密切, 邵培仁教授提出的媒介恐慌论认为:“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在媒介恐慌论看来, 社会恐慌源于媒介的过度报道和传播诸如恐怖、灾害、惊悚事件的信息, “媒介这种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面对突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兴奋状态, 它引发的如果不是大量的恐慌, 就是普遍的不安, 甚至还有可能产生一系列非理性的直觉式的反应。”(2) 另有研究文献是从“恐慌行为”上来测量社会恐慌现象, (3) 例如有学者在对2003年SARS消息传播的案例研究中界定“恐慌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获知SARS消息后, 3天内通知3个或以上的他人;2、十分关注有关SARS的消息;3、购买“预防”SARS的商品。这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的界定“社会恐慌”概念的方法, 即社会恐慌是公众在恐慌心理作用下采取诸如转发相关信息、抢购防范商品等恐慌行为的社会现象。这种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有助于进行实证研究。 综合以上研究, 笔者认为, 社会恐慌是公众在面临社会风险时, 出于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考虑而产生的一种担心、忧虑乃至惊恐的应激性反应, 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往往导致出现过度关注、密集传播或集群行为现象。这种社会心理反应本身也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 其来源既可能是由社会本身隐含的现实矛盾引发, 也有可能是媒介过度传播的心理影响所致。 三、 风险性信息的运用 尽管在本案例中, 广为传播的恐慌信息在事后被证实为谣言, 但是, 为了获得一般性的理论模型, 笔者在此还是选用更为客观的“风险性信息”这一词语表述, 毕竟在当时多数当事人还无法辨识其真实性。要透彻分析社会恐慌的发生机制, 至少需要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风险性信息的传播过程进行理论模型建构。 1、 pi不宜过度影响到个体安全的体验 首先, 假定“风险性信息”在传播之前, 任何一个个体i, 认为这一现实危险发生的概率为p (i) , 每个人认定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凡是认定这一概率存在较高可能性的人, 往往倾向于采取防范措施, 因此, 对于风险的认知会大大影响到其行为结果。 为分析简便, 假设公众对于此风险发生的概率认定数值平均为p, 假定平均购买食盐的代价是付出10元 (食盐便宜, 付出成本相对较小) , 万一遭受核辐射危害的平均代价假定为付出100000元 (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对个人而言是无价的, 但医治需要支付费用) , 那么, 至少存在四种类型的行为, 其结果分别列表如下 (见表1) 。比较后可以发现, 如果p1/10000, 那么抢先购买食盐所付出的平均代价最低;如果p1/10000, 那么不相信且不购买食盐所付出的平均代价最低, 且自我感知效用损失为零;然而, 一旦通常认定的小概率事件确实发生, 那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行为面临的代价最大。这是一种简单的静态分析。 在本次事件中, 核辐射风险影响中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对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