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程及启示.docVIP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程及启示 　　1．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纪60年中后期，由于“特里芬难题”日益凸显，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制度难以为继，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货币剧烈动荡。1967年11月，英镑大幅贬值，由此引起连锁反应，约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随同贬值。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外贸易大多以英镑结算，英镑汇率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经济利益的实现。面对西方愈演愈烈的货币危机，为了减少外汇风险，保护国家利益，我国积极组织金融机构研究应对措施。中国银行于1968年3月提出对港澳地区进出口贸易试行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建议。1968年4月12日，国务院批准决定在1968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始对港澳地区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主要是为了对中国的出口收汇进行保值，避免和减少由于外币贬值对我国造成外汇损失。不过，大陆对香港出口改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后，港商需先按中国银行牌价换购人民币再进行付款，这意味着，原本由陆商承担的汇率风险转移到港商，挫伤了港商的贸易积极性。为此，中国银行经过研究，提出采取预购人民币和预约远期人民币的办法，从而化解了这一矛盾。1969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始对远洋出口贸易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进一步对英、法、瑞士、联邦德国的进出口贸易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仅天津口岸就完成交易17笔，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基本顺利。这个阶段我国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不是为了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使用，居民仍旧不准携带人民币出境，人民币不具备国际支付或储备功能。在国际金融剧烈动荡，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走向崩溃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试行对外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是当时所能采取的较有利的选择，能够避免和减少我国外贸面临的外汇风险，对出口收汇起到保值作用。2．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阶段：90年代初至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受“出口创汇”政策的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结算货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90年之后，除1993年因进口增长较快出现贸易逆差外，我国进入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阶段，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外汇短缺的局面，我国政府适时将出口方针从“创汇为主”调整为“创汇和效益并重”。90年代初，我国政府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相继开放了一批沿边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城市。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1992年国务院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允许其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总规划面积达平方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国家大多经历内战、政体剧变，其主权货币购买力很低，普遍丧失货币信用，因此我国与有关邻国在边境贸易中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随着我国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为促进我国同边境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1993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订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定，允许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结算中使用双方本币或人民币。这个阶段我国签署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定的背景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已被广泛接受，开始在边境贸易中承担支付和结算货币职能，我国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和朝鲜签署的协定属于此类；第二类是虽然人民币在对方国家被广泛接受的基础并未形成，但双方从便利和促进边境贸易出发，愿意推动银行本币结算业务，我国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签署的协定属于此类。3．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亚洲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剧烈，这对普遍患有“浮动恐惧症”的亚洲经济体造成重创。金融危机蔓延速度之快，让东亚各国深刻意识到区域金融货币合作的重要性。2000年5月东盟“10+3”在泰国清迈召开财长会议和亚洲银行年度会议，各方一致通过“清迈倡议”。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是清迈倡议框的一项重要内容，能为成员国提供短期流动性。2007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发展为一个多边化的自我管理的储备库计划，推动了清迈倡议走向多边化。2009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正式确定了清迈倡议多边化为东盟“10+3”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互换机制，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3月清迈倡议多边化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成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核心机制。截至2008年末，东盟“10+3”各国在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规模为840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分别签署了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235亿美元。2011年清迈倡议多边化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提高到1,200亿美元，2012年各国决定将总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