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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自治理理论发展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心论点是分散和多中心。在对多中心主体参与治理的理论研究中, 协同治理已然成为国外治理理论前沿的关注所在, 正如国外学者所期待的, 与长期以来认为应对过度行政裁量权进行限制的观点不同的是, 理论界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学说, 以使合作与谈判成为公共管理的常态而非令人遗憾的例外。我国学者通过译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治理实践, 同样兴起了对蕴含“协同性”而非“竞争性”理念的崭新治理形态的讨论和探索。目前, 学界对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虽然尚属起步阶段, 就其理论本身来说, 还不成熟完善;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协同治理”成为当下理论研究的时髦热点。那么, 协同治理理论较之治理理论及其众多分支, 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在我国受到热议?协同治理理论本身在建构的同时, 却又面临怎样的压力与挑战?又或, 即使协同治理理论适用并植根于变革的中国, 那么又将路向何方?等等一系列关于理论发展的重大问题, 亟待述略与明晰。 一、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协同治理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的缘由 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到治理中来, 至于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秩序, 不同学者则各有论说。我国学者认为, 西方学者在治理中论及的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的观点, 可以应对转型期政府在改革传统公共行政一元性与碎片化时面临的挑战。在治理的诸多形态中, 协同治理之所以被我国学者接受并得到关注, 不仅源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呼唤, 还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协同合作理念密不可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 从政府扩散到了社会的公共性, 使协同合作成为社会治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正因此, 协同治理理论研究在我国便应运而生了。 (一) 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形态 治理理论打破了学科壁垒, 具有跨越边界的解释能力。然而, 庞杂繁复的治理理论内容中, 却存在着内生矛盾与冲突, 为治理理论发展带来困境。其中, 治理理论既强调政府作用又渲染社会中心、进而关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过程的秩序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治理理论既提供了多中心主体的理论前提, 又预设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这些参与治理的主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消解冲突、集体行动的。事实上, 解决不同治理主体间冲突矛盾的协同合作思想, 率先应用于公司治理中, 用来描述共同作用的结果大于单个作用的加和。例如, 运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实现组织协同, 进而为企业创造合力等。随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 协同理念逐渐应用到治理理论中来, 用来平息治理理论的内部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治理形态, 即协同治理。区别于竞争治理带来的公共管理无序化和“没有政府的治理”导致的国家空心化, 我国学者对治理理论中参与治理主体的秩序回应, 同样更倾向于协同合作的方式,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治理本质上就是协同治理。我国学者认为,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平等参与、协同合作与共识达成, 从而能够帮助现代治理理论走出价值与工具的迷失之路。 (二) 第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 但是, 前者的内涵已经在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深刻变化, 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已经从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 这既是改革开放的贡献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起点。在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 一元主体下的行政垄断与各个部门间的行政碎片化, 使得政府在处理公共生活中的复杂难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特别是解决公共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这一转型期突出矛盾时,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从而导致了人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和约束, 阻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增长。而转型时期政府改革, 则是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为了满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有效供给等与人发展相关的迫切需求, 我国学者开始寻找应用于政府改革中的新的理论工具, 以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来, 通过参与主体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等的摒弃冲突、协同合作来建立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以期成为政府转型的“突破口”。 (三) 协同学与“协同”文化基因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文化中“举贤任能”的思想观念, 就是今天宣扬和推进协同治理的民主政治体制需要借助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在黄宗羲“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新民本思想中, 具有更多的接近现代“协同治理”理念的思想元素。可见, 在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作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协同学创立之后, 迅速被拥有“协同”文化基因的我国学者接受并传播开来。同样, 对治理秩序的诸多争论中, 我国学者重视对现代协同治理思想的探究, 有的学者言治理必称协同, 有的学者认为协同治理就是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相互结合。事实上, 在我国兴起的现代协同治理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