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与清初诗人.docxVIP

何绍基与清初诗人 他叫邵基（1799-1873）。子贞是东洲山人，东洲遗址被称为老人，是一名老年老人。还有朱道素斋、吴镇和九子山的湖南道州人。 何绍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兼擅多种书体,在行草、篆书、隶书、楷书上均有较深造诣,并能将诸体融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①与此同时,何绍基还是著名的诗人。他少年时代即学习作诗,终生不废吟咏,生前曾刊行过《使黔草》、《峨眉瓦屋游草》、《东洲草堂诗钞》等多种诗集。何绍基于诗最推重苏东坡、黄庭坚,是当时诗坛上的宋诗运动的参与者与倡导者之一。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写到:“侍郎(程恩泽)诗私淑昌黎、双井(黄庭坚),有清诗人中几欲方驾箨石斋(钱载),天不假年,而子尹(郑珍)与道州(何绍基)从而光大之,寿阳(祁隽藻)与湘乡又先后其间,为道、咸以来诗家一变局。”②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也称:“晚清诗人,学坡公者,以何子贞为第一人。” 与书法相同,何绍基不仅有大量的诗作传世,还有丰赡独到的诗学理论。徜徉于他的诗与书之间,不难看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及其一脉相承之处。 一、 “为人成,是为文一” 何绍基认为,作诗能否有成,关键在于做人。他曾论道:“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③他还曾在《使黔草自序》中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④ 对于为人之道,何绍基则说:“立诚不欺,虽世故周旋,何非笃行!至于刚柔阴阳,禀赋各殊,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⑤而对于为人之要,他则认为:“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⑥又在《与汪菊士论诗》中写到:“余尝谓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两字最精确。‘俗’不是坏字眼,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乎?……行文之理,与做人一样。” 何绍基对于黄庭坚的“不俗”论特别推崇,这是他对于诗歌创作所提倡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他倡导的诗人立身处世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而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他对书法的追求中。 何绍基在《跋张荐山藏贾秋壑科阁帖初拓本》中论及书法时说:“竖起脊梁,立定脚跟,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固自有大根巨在。”⑦何认为书法不应只作为一种技艺来看待,而是有大根巨在,和性、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句话的语境来看,何绍基的“性道说”主要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谈的,“竖起脊梁,立定脚跟”,也即何绍基经常论及的做人要有“真性情”、“真我”,要“不俗”,要“立诚不欺”。何绍基一生钟情于颜鲁公,或许不仅仅是因为颜氏书法本身的魅力,而是其人格的魅力——达到了书与人一的境界。他曾论到:“鲁公书似其忠烈,间出萧淡又似其好神仙。”⑧ 诚然,做人乃诗文书画之本。然做人有成,诗文书画并不一定有成。对此,何绍基认为:“心声心画,无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⑨对其间的搬移功夫,何绍基解释道:“日去其与人共者,渐扩其已所独得者,又刊其词义之美而与吾之为人不相肖者,始则少移焉,继则半至焉,终则全赴焉,是则人与文一。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⑩由此可知,何绍基的“做人”、“不俗”说既切中要害,又有阶可循,实非一味玄远之论者可比。 二、 在宋诗中的地位 何绍基虽是当时诗坛上宋诗运动的中坚人物,是宋诗派的代表,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学汉魏诗和唐诗。 关于宋诗运动的缘起,《四库全书提要》在论及前朝和本朝诗学倾向时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至乾嘉时期,很多人认识到了宋诗的可贵之处,宋诗运动因而风靡一时。赵翼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就是当时诗坛的写照。何绍基和时代之脉搏,领时代之风气,与众师友一起,扬起了宋诗运动的大旗,这杆大旗在某种程度上不乏作为“诗必盛唐”的反对派的色彩。 何绍基力学宋诗,于苏轼受益最多。他认为“坡诗洋洋海波注”,“七万字同星列附”。在他的诗集中,用坡韵之作,累见不鲜。金天翮在《艺林九友歌序》中说:“晚清诗人学苏最工者,推何猿叟、范伯子。”学宋诗的出发点或许有对“诗必盛唐”的厌倦心理,但这并不说明他对唐诗弃而远之。《东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