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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戏剧与经济社会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国家经历了生死考验。为了获得国家的生存权，它成为了社会共识，而对普通人的社会教育活动也前所未有。抗战戏剧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因此极为密切，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战时戏剧社会教育功能高度认同，制定了与戏剧相关的社会教育规划方案并积极实施。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些举措对抗战戏剧的发展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战时戏剧参与社会教育工作并不是零散的、自发的，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工作。它并不仅仅停留于一般所认定的“宣传剧”层次，而是因其艺术表现手段的先天性优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高度认知，成为其时整体社会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政治发生深层关联。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史实，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抗战戏剧形态的一系列关键性变化、更准确地把握战时戏剧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发掘了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以证明此观点的成立，并重点阐述在抗战戏剧的发展中，国民政府对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认知、详细规划及组织实施情况。限于篇幅，有关抗战戏剧社会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及由此对抗战戏剧发展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将另文阐述。

一、战时民众社会教育

抗战民众社会教育的源流可以上溯到清末强调民众素质、提倡要将教育普及于最广大民众的“社会教育”运动，而其时戏剧的特殊社会功用也被注意。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文章：小说和报纸对于“认不得字的人”是“得不着益处”的，而戏曲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P.1）。中华民国建立后，蔡元培在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得以在制度上确立。他曾阐明讲演、小说、戏剧是三种有力、有效的社会通俗教育手段，并指明戏剧在转移风气、启迪民智方面所收效果尤大。社会教育任务的繁重急迫更使教育方式的选择凸显其重要性。1930年代，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政策相关，民众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所推行。历史地来看，抗战的爆发意味着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来临，也使得民众的社会教育任务变得极为紧迫。

193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之后正式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纲领》指出：“今日社会……精神之统一未臻，忠勇奋发之表现虽所在多有，而颓唐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懈驰，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族兴亡之巨任。”当时确有不少普通民众并不了解当时国家的危急情势，基本精神状况堪忧，以致精神总动员成为“今日当务之急也”（P.115）。

军事情势的发展也充分表明战时民众社会教育甚至已影响到战争的成败：“据从前工作接近水上居民的田禽先生说：‘江阴要塞，马当要塞之所以不守，其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武器坏，要塞的工程不完善，没有真正动员当地的民众，那倒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他们的本质是纯良的，但是却经不起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恐哧与利诱，因而作为敌国的向导，同时一些船夫帮着他们运输子弹，供给小鬼来打我们自己人。老实说，要塞的失守，总不外我们的民力，被鬼子利用。这种错误的造成，主要是对这偏僻的乡民没有作宣传工作。所以，有办法的在离战区尚有千里路就扶幼携老地逃走了，剩下没有办法的老百姓，我们不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以致使他们走入歧途，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P.5-6）战争形势的发展使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民众社会教育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在第一期抗战中所遭受的失败，常常是政治与军事不配合，民众动员不够，形成所谓‘畸形’的军事抗战，民众的政治动员不够又直接影响士气和兵源。实际上没有政治动员不好的军队能打得好仗。第一次南岳会议曾针对此种血腥的经验而有‘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等贤明的决定。”（P.2）它意味着必须全力展开一场全面的社会教育运动，以充分唤醒民力，挽救连连失利的军事危局。

国民政府公布的《公民公约》的内容主要包括12条：（一）不违背三民主义；（二）不违背政府法令；（三）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四）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五）不参加汉奸组织；（六）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七）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八）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九）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十）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十一）不买敌人的货物；（十二）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P.2294）这些构成了战时民众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其关键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二是这种意识的培养落实在各种具体举措的实行上。所谓国民意识的培养最常用的是“国破家亡”之说，以使老百姓把“家”的意识与“国”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家破之痛转为国破之恨，培养出为保全大国而牺牲小家、牺牲小我的民族意识。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生成的重要标志